上海分公司注销背景下商标侵权赔偿调解的困境与破局——基于清算责任与权利救济的双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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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的图景中，分公司的设立与注销如同企业生命周期的呼吸吐纳，暗合着市场资源配置的动态规律。当一家上海分公司步入注销程序，其存续期间可能涉及的商标侵权赔偿纠纷，却往往成为清算责任与权利救济的交叉地带——既非简单的主体消灭问题，也非单纯的侵权责任认定，而是交织着《公司法》清算规则、《商标法》保护逻辑与调解制度效率考量的复杂命题。商标侵权赔偿调解，这一旨在定分止争、节约资源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分公司注销的特殊语境下，面临着主体资格模糊、责任边界不清、执行保障缺失的三重困境。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厘清算清算组的权限边界，也需要平衡权利人救济效率与企业清算秩序，更需在制度层面构建调解-司法确认-执行的衔接机制。本文将从实践难点、观点碰撞与路径创新三个维度，展开深度分析。

一、分公司注销的法律逻辑与商标侵权赔偿的主体困境

分公司作为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这一法律常识，在分公司注销的语境下却衍生出诸多实践难题。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公司解散后应成立清算组，清理债权债务。但问题在于：清算组的职责是否包含对外侵权债务的调解？ 若分公司注销前未决的商标侵权赔偿纠纷，清算组能否以公司财产为限进行调解？这并非简单的法律条文解释问题，而是涉及清算效率与权利保障的价值权衡。

从司法实践来看，上海法院系统曾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倾向：一种观点认为，清算组的职责仅限于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业务，而商标侵权赔偿涉及侵权事实认定、赔偿范围计算等专业问题，超出清算权限，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清算组作为公司清算期间的代表机构，有权代表分公司与权利人达成调解协议，只要不损害总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即具有法律效力。这种分歧的背后，是对清算概念的狭义与广义理解——前者将清算视为财产清理程序，后者则视为法人资格消灭前的权利义务概括承继程序。

更棘手的是，分公司注销后，其法律人格归于消灭，权利人若直接起诉总公司，又面临总公司是否对分公司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争议。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如果分公司侵权时总公司存在选任、监督过失，或分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权利人能否主张总公司承担补充责任？这一问题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尤为突出——因为商标侵权赔偿往往包含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侵权人获利及商誉损失，赔偿数额可能远超分公司名下财产。当分公司注销时，权利人面对的究竟是消失的被告，还是被架空的责任？

个人见解：企业注销前的甩包袱心态往往是商标侵权纠纷的隐形推手——部分分公司在注销前故意不处理侵权赔偿，甚至通过转移资产、简化清算程序逃避责任，这要求清算组必须具备主动介入侵权纠纷的权限。否则，商标侵权赔偿调解将沦为无源之水，权利人只能通过漫长诉讼追索权益，既增加司法负担，也违背调解制度的初衷。

二、商标侵权赔偿调解的实践难点：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

商标侵权赔偿调解的核心优势在于效率与和谐，但在分公司注销背景下，这一优势被严重削弱。通过对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2年《涉分公司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审判白皮书》、某知名知识产权研究院2023年《企业注销后商标纠纷解决效率调研报告》及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公司清算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的交叉分析，可清晰揭示调解机制的实践困境。

（一）调解主体适格性争议：谁有权代表分公司让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白皮书显示，2020-2022年审结的涉分公司商标侵权案件中，分公司注销后启动调解程序的占比仅18%，且其中60%因调解主体不适格失败。具体而言，权利人往往要求清算组直接承诺赔偿金额，但清算组以无权处分总公司财产为由拒绝；而权利人若坚持与总公司调解，又面临总公司不知情、不配合的僵局。某商标代理机构的数据进一步印证：78%的权利人认为，分公司注销后找不到‘能拍板’的调解主体，是放弃调解、选择诉讼的首要原因。

（二）调解协议执行保障不足：纸上协议如何落地？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提到，通过清算程序达成的调解协议，若未经过司法确认，仅具有合同效力，不能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这意味着，即使清算组与权利人达成赔偿协议，若总公司财产在清算后被分配给其他债权人，权利人仍可能面临赢了协议、输了执行的尴尬。前述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分公司注销后调解协议的实际履行率仅为25%，远低于普通商标侵权案件调解协议65%的履行率。一位上海知识产权法官在访谈中坦言：我们见过太多调解协议——清算组承诺赔偿100万，但总公司清算时只留了50万给侵权债权人，剩下的说‘已分配完毕’，权利人只能重新起诉，这等于调解程序白做了。

（三）责任划分与赔偿计算的专业壁垒：调解如何避坑？

商标侵权赔偿涉及侵权获利、权利人损失、许可使用费倍数及法定赔偿等多种计算方式，且需要证据支撑。分公司注销后，相关账簿、资料可能已被销毁或遗失，导致赔偿数额难以确定。上海某律所的案例库显示，分公司注销的商标侵权案件中，因证据不足无法计算赔偿而调解失败的比例达45%。若调解双方对赔偿计算方式分歧过大，又缺乏专业评估机构介入，极易陷入各说各话的僵局。

三、观点碰撞与立场演变：从清算优先到权利保障优先

围绕分公司注销后商标侵权赔偿调解的路径选择，学界与实务界长期存在清算中心主义与权利保障优先主义的激烈碰撞，而笔者的立场也在数据与案例的冲击下发生微妙演变。

（一）清算中心主义：效率优先，但牺牲权利保障

清算中心主义者认为，分公司注销的核心目标是快速退出市场、清算财产分配，商标侵权赔偿作为普通债权，应通过清算程序统一处理，调解也应纳入清算框架。其逻辑在于：若允许权利人单独通过调解主张权利，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毕竟，分公司财产是大锅饭，侵权赔偿债权不应享有优先权。上海某基层法院法官曾表示：我们倾向于让清算组把所有债权（包括侵权赔偿）打包处理，这样效率最高，也能避免‘拆东墙补西墙’。

这一观点的致命缺陷在于：商标侵权赔偿债权并非普通债权，其包含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商誉损失等具有人身属性的赔偿，若与普通债权按比例分配，实质上是让权利人承担分公司注销的经营风险。前述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显示，采用清算中心主义处理的案件中，权利人实际获赔比例仅为应赔金额的35%，远低于普通债权50%的平均获赔比例。

（二）权利保障优先主义：个体正义，但可能冲击清算秩序

权利保障优先主义者则强调，商标侵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应因分公司注销而落空，应允许其通过单独调解或诉讼直接向总公司主张权利。其核心论据是：《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等制度，旨在强化商标保护，若因分公司注销而削弱赔偿力度，将变相鼓励企业以注销逃债。北京某知识产权学者指出：分公司是总公司的‘手足’，侵权行为也是总公司的‘行为’，让总公司承担责任天经地义，何必绕道清算程序？

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其抓住了商标侵权的特殊性——但忽略了现实操作的复杂性。若所有商标侵权权利人都绕过清算程序直接起诉总公司，可能导致总公司陷入连环诉讼，清算程序无限期拖延，最终损害所有债权人的利益。上海某企业法务负责人抱怨：我们分公司注销时，突然冒出5个商标侵权权利人，每个都要求单独调解，总公司根本没法正常清算，最后只能拖两年，清算成本增加了40%。

（三）立场演变：从非此即彼到调解+司法确认的折中

在初期，笔者倾向于清算中心主义，认为调解应纳入清算框架，以维护清算秩序。但随着对上海案例的深入分析，发现这种模式导致权利人获赔难，与商标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目的相悖。而在接触权利保障优先主义观点后，又意识到其可能引发诉讼爆炸的风险。最终，笔者在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指引下，形成折中立场：分公司注销后的商标侵权赔偿调解，应采取调解前置+司法确认的双轨制——即清算组可先行与权利人调解，达成协议后申请法院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若调解不成，权利人可直接起诉总公司，但法院应优先通过调解结案。

四、制度破局：构建主体-程序-执行三位一体的调解机制

破解分公司注销后商标侵权赔偿调解的困境，不能仅靠理念更新，需在制度层面构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结合上海实践与域外经验，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推进创新。

（一）明确清算组调解权限：以清单式管理划定边界

针对调解主体适格性争议，建议通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关于企业注销过程中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指导意见》，明确清算组的调解权限范围：1. 以分公司财产为限的赔偿调解，清算组有权直接承诺；2. 超出分公司财产的赔偿部分，需经总公司书面授权，或由清算组在清算方案中预留相应财产；3. 调解方案应向全体债权人公示，15日内无异议方可生效。这种清单式管理既能避免清算组越权调解，又能保障其有章可循。

（二）构建调解-司法确认-执行衔接机制：打通最后一公里

针对调解协议执行难问题，建议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企业注销纠纷绿色通道，对分公司注销后的商标侵权赔偿调解协议实行快立、快审、快确认。具体而言：1. 清算组与权利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可在线提交司法确认申请；2. 法院在3日内审查完毕，符合条件的出具裁定书；3. 裁定书作为执行依据，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无需另行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履行率比普通调解协议高30%，这一机制可有效解决纸上协议问题。

（三）强化总公司连带责任与侵权预防：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防控

分公司注销后的商标侵权纠纷，本质上是总公司治理风险的集中爆发。建议从两方面强化源头防控：1. 在分公司注销前，市场监管部门应将商标侵权赔偿处理情况作为注销前置审查事项，未解决的不得注销；2. 总公司对分公司的商标使用行为承担最终责任，可通过内部合规制度要求分公司定期进行商标风险排查。个人见解：商标作为企业商誉的载体，其侵权赔偿不仅是金钱补偿，更是对市场秩序的维护——若分公司注销成为侵权避风港，受损的不仅是权利人，更是整个创新生态的信任基础。

在清算效率与权利保障间寻找最大公约数

上海分公司注销背景下的商标侵权赔偿调解，是一场关于效率与公平、秩序与正义的博弈。清算组的权限边界、调解协议的效力保障、总公司责任的强化，三者缺一不可。唯有通过制度创新，将调解机制嵌入清算程序，用司法确认为调解协议背书，才能既保障权利人及时获赔，又维护企业清算秩序。商标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调解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真问题——当分公司注销不再成为商标侵权的免死金牌，当调解协议不再是一纸空文，上海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高地的形象才能真正立起来。这不仅是法律技术的完善，更是市场信心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