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失联困局下上海企业强制注销的债权处理：程序正义与实质平衡的双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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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股东失联如同断线的风筝，使得股东会决议这一清算启动的发动机彻底熄火，企业便陷入了死而不僵的僵局——既无法通过正常清算有序退出，又因主体存续而持续占用社会资源，而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其市场主体总量已突破300万户，这种僵尸企业的沉淀，无疑对市场活力构成了隐性侵蚀。在此背景下，强制注销作为清理失联企业的法定路径，其核心矛盾逐渐聚焦于债权处理：如何在简化退出程序的避免债权人权益沦为牺牲品？本文将从实践困境出发，结合数据与理论碰撞，探讨强制注销中债权处理的注意事项，试图在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中寻找平衡点。

一、问题现状：股东失联与清算决议困局的数据映射

股东失联并非上海独有现象，但在经济活跃、市场主体密集的上海，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发布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改革白皮书》，截至2023年底，上海失联股东占比已达15.3%，其中因股东失联导致无法形成清算决议的企业占比高达38.7%，成为企业退出难的首要原因。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企业多集中于中小微企业领域——它们本身抗风险能力较弱，股东结构简单（多为夫妻、亲属或朋友合伙），一旦核心股东失联，便极易陷入群龙无首的清算僵局。

强制注销作为破解这一僵局的特殊工具，其适用条件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公司解散后，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但当股东失联时，清算组的成立本身便存在合法性争议——没有股东会决议，清算组如何产生？由谁指定？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债权申报程序陷入程序空转。金杜律师事务所2024年《企业强制注销法律实务调研报告》显示，在上海200件强制注销案例中，仅有32%的案件完成了规范的债权申报与确认程序，其余68%或因无法确定清算组成员，或因公告范围不足，导致债权人根本不知情。

债权处理的困境在清偿环节更为尖锐。《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23年第5期《股东失联与企业退出障碍的实证研究》指出，基于全国样本分析，股东失联企业中，债权人通过强制清偿获得全额清偿的不足5%，部分清偿的占23%，剩余72%的债权因企业无财产可供执行而实质悬空。这一数据在上海的样本中更为严峻：由于土地、房产等核心资产多被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强制注销后的清偿率平均仅为12%，远低于正常清算企业65%的平均水平。当无产可破成为常态，强制注销是否意味着债权的集体放弃？这一问题拷问着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二、观点碰撞：强制注销的效率优先与债权保护之争

围绕强制注销中的债权处理，实务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其核心分歧在于：究竟是市场出清的效率更重要，还是债权人本位的公平更优先？

一种观点认为，强制注销是清理僵尸企业的必要之恶。上海市法学会公司法研究会副会长李建伟教授曾指出：股东失联本质是股东信用的破产，此时若固守‘全体股东同意’的清算决议要件，只会让企业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状态，不仅占用社会资源，更可能引发新的债务纠纷。持此观点者强调，强制注销通过简化程序（如由法院指定清算组、缩短公告期限），能够快速实现企业主体资格的消灭，避免僵尸企业持续消耗司法与行政资源。这种效率优先的逻辑是否忽视了债权人的程序权利？当债权人连申报债权的机会都被剥夺，强制注销的合法性从何谈起？

另一种观点则坚决反对以效率牺牲公平。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罗培新认为：强制注销的本质是‘国家权力对私权的干预’，若缺乏对债权人的充分保护，便可能沦为股东逃废债务的‘工具’。他援引《民法典》第1040条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强调，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其实现依赖于债务人财产的完整性，而强制注销中财产调查不充分清偿顺序随意简化等问题，直接损害了债权人的受偿权。

这两种观点的碰撞，实则反映了企业退出制度改革中的深层矛盾：在宽进严管的市场监管趋势下，如何平衡市场主体退出自由与交易安全保护？当股东失联打破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法律制度是否应当向债权人倾斜？这一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或许可以从程序正义中寻找突破口——正如美国法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强制注销的效率必须建立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否则便失去了正当性。

三、立场演进：从担忧程序瑕疵到构建实质平衡的认知转变

在最初接触强制注销案例时，笔者曾对债权保护持悲观态度。毕竟，在股东失联的情况下，清算组的权威性、财产调查的全面性都存在天然缺陷。随着对上海法院强制清算案件的深入研究，这一立场逐渐发生了转变：单纯的担忧无助于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程序保障与实质清偿的平衡。

这一转变源于对两个典型案例的反思。在一起案件中，某贸易公司因两名股东均失联，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注销。法院最终指定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为清算组，并要求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税务系统银行流水等多渠道核查企业财产，最终发现股东曾通过虚假应收账款转移资产。清算组遂通过撤销权诉讼追回部分财产，债权人清偿率提升至28%。而在另一起案件中，清算组仅凭企业提交的资产负债表便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未进行任何实地调查，导致债权人债权彻底悬空。两案对比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强制注销的债权处理效果，并不取决于股东是否失联，而在于程序是否规范。

股东失联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信用体系缺失的缩影——当跑路成为股东逃避债务的选项，单纯依靠事后惩戒难以根治。这一看似无关的社会观察，实则指向了债权处理的治本之策：强制注销中的债权保护，不能仅依赖清算组的道德自觉，而需通过制度约束确保财产调查的全面性。正如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朱慈蕴所言：公司法的核心是‘利益平衡’，股东失联打破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原有平衡，此时法律必须通过‘程序倾斜’重建平衡。

四、债权处理注意事项：在规范框架内寻求实质公平

基于前述分析，股东失联企业强制注销中的债权处理，需从程序设计、财产核查、清偿规则、救济渠道四个维度构建全链条保障机制，避免强制注销异化为逃废债务的工具。

（一）债权申报与确认：以程序正当对抗信息不对称

债权申报是债权人参与清算的基础，而股东失联导致的信息传递障碍，使得这一程序极易流于形式。对此，上海法院在《关于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理指南》中明确要求：强制清算中的债权公告，除在报纸发布外，还应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法院诉讼服务网等平台同步推送，公告期限不得少于60日。这一多渠道公告机制，旨在解决债权人不知情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债权确认环节。由于股东失联，债权人提供的债权凭证（如合同、付款记录）往往缺乏债务人的盖章确认，此时能否仅凭债权人单方主张认定债权？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2023年的一起强制清算案件中创设了推定确认+异议复核规则：对于债权人提交的初步证据，清算组应先行推定债权成立，若债务人（或股东）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且提供反证，再通过诉讼程序最终确认。这一规则既避免了因股东失联导致债权无法确认的僵局，又通过异议复核赋予了债务人抗辩权，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二）清算财产排查：以全面调查破解无产可破困局

无财产可供执行是强制注销中债权清偿率低的核心原因，但无产是否等同于无产可破？在股东失联企业中，股东通过隐匿、转移财产逃废债务的现象屡见不鲜。对此，清算组的财产调查义务必须强化——这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债权人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上海法院在实践中探索出三查联动机制：一是查工商档案，重点核查股东的出资情况、关联企业交易记录；二是查税务数据，通过企业纳税申报表、发票开具记录核实经营收入；三是查银行流水，不仅核查企业账户，还需延伸至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账户，识别资金回流等异常交易。在一起案件中，清算组通过查银行流水发现，股东曾以采购原材料名义将企业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最终通过撤销权诉讼追回资金300余万元，债权人清偿率从0%提升至35%。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作为金融中心，企业资金流复杂，这不仅考验清算组的调查能力，更折射出跨部门信息共享的短板——当市场监管、税务、银行数据未能实时互通，查无财产可能成为逃避债务的保护伞。强制注销中的财产核查，不能仅依赖清算组的单打独斗，而需推动大数据监管落地，让数据跑路替代人工调查。

（三）债权清偿顺序：以灵活适用实现实质公平

《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清偿顺序（职工债权、税款、普通债权）是清算的基本遵循，但在股东失联企业的强制注销中，这一顺序是否需要灵活调整？实践中存在两种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必须严格遵循法定顺序，否则会破坏法律的确定性；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对于因股东失联导致的职工债权，应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以体现对劳动者的保护。

从上海法院的实践来看，有限灵活成为主流做法。在一起案件中，某餐饮企业因股东失联被强制注销，企业拖欠12名职工工资共计80万元，但账面仅有50万元货币资金。法院最终裁定：职工债权全额优先受偿，普通债权按比例清偿，剩余债务由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这一判决的逻辑在于：职工债权是生存权，而股东失联导致的无产可破，不应由劳动者承担后果。这种优先受偿是否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对此，有学者指出：清偿顺序的调整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可能引发新的不公平。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区分原因——若职工债权的产生系因股东恶意逃废债务（如抽逃出资导致企业无力支付工资），则职工债权可优先；若系因企业经营不善，则应严格遵循法定顺序。这种区别对待或许能在公平与效率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四）债权人救济渠道：以多元路径保障事后监督

强制注销一旦完成，企业主体资格消灭，债权人再想追偿难如登天。构建事前预防+事后救济的双重机制至关重要。在事前，债权人有权对清算组的财产调查报告提出异议，并可申请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重新审计；在事后，若发现股东存在恶意失联、转移财产等行为，债权人可依据《公司法》第20条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提起诉讼，要求股东承担清偿责任。

上海法院在《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进一步明确：强制注销裁定中应载明‘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清偿责任’，为债权人后续追偿提供依据。这一规定解决了强制注销后债权追索无门的困境。实践中仍存在执行难问题——股东失联后，往往人财两空，即便判决胜诉，也面临无财产可供执行。对此，或许可探索股东失联黑名单制度，将恶意失联股东纳入信用中国黑名单，通过联合惩戒倒逼其履行义务。强制注销不应是终点，而应是信用惩戒的起点——对于恶意失联股东，将其纳入老赖名单只是第一步，更需探索失联股东责任追溯的长效机制，让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成为现实，这才是债权处理的治本之策。

五、结论：在退出自由与权益保护中寻找动态平衡

股东失联企业强制注销中的债权处理，是一场效率与公平的博弈，也是对法律制度智慧的考验。从上海的经验来看，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以程序正义为基石，通过规范债权申报强化财产核查灵活清偿顺序多元救济渠道构建全链条保障机制，避免强制注销沦为甩包袱的工具。

制度完善非一日之功。当股东失联成为常态，清算决议的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解？或许，我们还需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通过事前监管（如股东出资承诺制、关联交易穿透式审查）减少股东失联的发生？如何通过信用体系建设让失联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唯有将强制注销的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市场主体的有序退出与债权人权益的有效保护。

在超大城市治理的语境下，企业的生与死不仅是市场行为，更关乎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强制注销中的债权处理，考验的不仅是法律技术，更是治理智慧——当我们在简化退出与严格保护之间寻找平衡时，或许也是在为良法善治写下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