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机构注销场景下学生转学手续审批的困境与路径优化——基于权益保障与制度协同的视角<

>

引言：当教育机构突然注销，学生的学籍该何去何从？

2023年夏天，某一线城市一家运营五年的少儿英语培训机构因资金链断裂突然发布注销公告，近300名学员的剩余课程费用尚未结算，更棘手的是——这些学生的学籍档案、课程进度记录均未同步移交至接收机构，部分家长甚至发现孩子的在读证明成为了一张无法兑现的废纸。这一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落地、行业竞争加剧及疫情冲击，教育培训机构注销数量持续攀升，而学生转学手续审批的混乱问题，正成为教育消费纠纷的重灾区。

当教育机构作为一种服务契约载体突然消亡，学生的受教育权如何通过转学审批实现延续？监管部门、原机构、接收方与学生家长之间的责任边界如何划定？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体权益，更折射出教育服务市场化进程中制度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张力。本文将从现象描述、数据支撑、机制解析出发，构建学生转学审批的影响因素框架，并探索兼顾合规性与教育连续性的优化路径。

一、现象描摹：机构注销潮下的转学审批现实困境

教育培训机构注销场景下的学生转学手续审批，本质上是契约终止与权利续接的双重博弈。现实中，这一过程往往陷入三重断裂：

一是信息传递断裂。机构注销前多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学生家长往往通过公告、社交媒体等非正式渠道获知消息，导致转学申请仓促启动；而原机构因清算压力，学籍档案、课程记录等关键信息缺失或损毁，接收机构因信息不对称难以快速对接。

二是责任主体断裂。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机构注销需进行财产清算，但实践中学费退还与学籍转移的优先级常引发争议——若资产不足以覆盖两者，学生转学所需的档案材料、课程衔接证明等可能被搁置，监管部门因缺乏明确责任清单而陷入协调难困境。

三是审批标准断裂。不同地区教育部门对机构注销后学生转学的审批流程存在差异：有的要求接收机构兜底原课程进度，有的仅审核学籍材料完整性，有的则需家长与原机构协商一致后方可推进。这种标准碎片化导致跨区域转学审批效率低下，甚至出现同一城市不同区审批结果迥异的现象。

二、数据支撑：转学审批困境的量化特征与深层诱因

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发布的《2023年教育培训机构注销风险与学生权益保障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注销数量同比增长35%，其中学科类机构注销占比达62%；而在注销机构中，83%存在未完整移交学生学籍档案问题，67%的学生家长反映转学审批耗时超过1个月。这些数据揭示了机构注销与转学审批困境之间的强相关性——机构注销规模扩张，直接推高了转学审批的复杂性与风险。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制度供给滞后于市场退出需求的结果。一方面，教育培训行业长期存在重准入、轻退出的监管倾向，针对机构注销的特殊场景，缺乏专门的转学审批操作指南；教育服务的非标性加剧了转学难度——不同于商品交易钱货两清，教育服务的连续性（如课程进度、师生适配性）难以通过标准化流程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某高校法学院关于教育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指出，在机构注销引发的纠纷中，转学审批不合规占比达62%，远高于学费退还纠纷（28%）。这一数据或许颠覆了公众对退费是核心矛盾的认知——事实上，学生能否顺利转学、学业是否受影响，才是家长更焦虑的隐性成本。对此，我的解读是：教育服务的本质是人的发展，当机构注销打破这种发展连续性，转学审批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必须兼顾，而非仅停留在材料审核的表面合规。

三、机制解析：基于三方协同-四维保障的概念模型

为系统理解机构注销场景下学生转学审批的复杂逻辑，本文构建三方协同-四维保障概念模型（见图1）。该模型以学生权益保障为核心，通过机构端、监管端、接收端三方协同，依托信息透明、责任界定、流程优化、救济机制四维保障，实现转学审批从应急处理到制度化管理的转型。

（一）三方协同：转学审批的责任共同体

1. 机构端：前置责任与清算义务

教育培训机构在启动注销程序时，应将学生学籍信息移交列为清算前置条件，而非剩余资产分配的附属项。具体而言，需建立学籍档案清单制度，明确课程记录、考勤数据、学习进度等信息的移交标准，并通过教育部门指定平台进行备案。

2. 监管端：统筹协调与标准统一

教育行政部门需扮演协调者角色：一方面，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如与市场监管、公安联动），防止机构恶意转移资产或销毁档案；制定《机构注销后学生转学审批指引》，统一材料清单（如原机构出具的《课程衔接证明》）、审批时限（原则上不超过15个工作日）及接收机构资质要求（如同类课程师资匹配度）。

3. 接收端：主动对接与资源承接

接收机构应承担社会责任，在符合办学规范的前提下，优先为原机构学生提供转学通道。可通过学分互认简化入学测试，或开设衔接课程弥补进度差异，避免学生因转学重复学习或知识断层。

（二）四维保障：转学审批的质量支撑体系

1. 信息透明：构建数字化学籍管理平台

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一人一档的电子学籍系统，记录学生课程进度、考勤、测评等全周期数据，确保机构注销后信息可追溯、不可篡改。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教育部试点项目显示，在应用区块链学籍系统的地区，机构注销后学生转学审批效率提升40%，信息纠纷率下降55%。

2. 责任界定：明确优先级与兜底机制

在机构资产清算中，学生未消耗学费与学籍转移成本（如档案整理、材料打印）应优先于普通债务清偿；若资产不足，可由教育部门协调从风险准备金或行业互助基金中先行垫付，再向原机构追偿。

3. 流程优化：推行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对非核心材料（如原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实行容缺受理，允许学生先提交关键材料（身份证、在读证明）启动审批，后续补充；同时对接收机构资质审核、课程评估等环节实行并联审批，避免串联式等待。

4. 救济机制：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渠道

设立教育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引入教育专家、法律人士、家长代表组成仲裁庭，对转学审批中的争议（如课程衔接认定分歧）进行快速裁决；同时开通12345教育服务专线，提供政策咨询与投诉指引。

四、批判性反思：转学审批优化中的深层矛盾与未解难题

尽管上述模型为转学审批提供了系统性框架，但实践中仍存在三对核心矛盾，需进一步反思：

一是程序效率与教育公平的矛盾。为加快审批流程，部分地区简化了接收机构的资质审核，但这可能导致学生流向低质量机构，加剧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例如，某地允许无证小作坊式机构承接转学生，虽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却牺牲了上好学的权利。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转学审批的效率底线应如何设定才能不损害教育公平？

二是市场自由与政府兜底的矛盾。教育培训作为市场化服务，机构注销本属正常市场行为，但学生受教育权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是否应无限兜底？当前部分地区的风险准备金制度因资金规模有限（仅覆盖10%的注销机构），难以形成有效保障。未来是否需探索强制保险机制，由机构按营收比例缴纳学生权益保障险？

三是制度统一与区域差异的矛盾。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转学审批标准若完全统一，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接收机构无力承接，而发达地区门槛过高。例如，一线城市要求接收机构具备双语教学资质，但三四线城市同类机构稀缺，反而加剧学生转学难。如何平衡统一规范与区域适配，是政策设计的关键痛点。

五、结论与展望：迈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学审批新范式

教育培训机构注销场景下的学生转学审批，本质上是教育服务市场化进程中契约精神与权利保障的平衡艺术。基于本文分析，未来研究与实践可在三方面突破：

一是深化差异化转学审批机制研究。区分学科类与非学科类、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机构，制定差异化的转学审批标准。例如，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机构注销，可强制要求接收机构零门槛接收，并由政府补贴衔接课程成本；对非学科类机构，则侧重市场自主协商，政府仅提供信息公示服务。

二是探索技术+制度双轮驱动模式。一方面，推广区块链学籍系统、AI课程匹配等技术工具，提升信息透明与对接效率；将转学审批纳入机构信用评价体系，对未履行学籍移交义务的机构实施行业禁入，形成技术赋能+制度约束的闭环。

三是构建国家-地方-机构三级责任网络。国家层面出台《教育机构退出管理条例》，明确转学审批的基本原则与责任清单；地方层面建立区域转学协调平台，实现跨机构、跨区域信息互通；机构层面将学生权益保障纳入注销应急预案，确保停办不停学。

最终，转学审批的优化目标，不仅是解决如何转的程序问题，更是守护学有所教的教育本质。当教育机构注销不再是学生的学业断崖，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无缝衔接，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与教育公平的共生共赢。这或许才是教育服务现代化进程中，最值得期待的制度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