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家上海公司的股东因长期失联而无法参与清算，其名下公司所涉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便如同在迷雾中航行的船只，既需要公司法关于主体资格的灯塔，也需要仲裁法关于意思表示的罗盘，更需要司法实践在效率与公正之间的舵盘。近年来，随着上海僵尸企业清理力度加大，股东失联导致的公司注销案件逐年攀升，其中仲裁协议的处理问题尤为棘手——既关乎债权人能否通过高效途径实现权利，也涉及公司清算程序的合法性，更折射出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与争议解决制度的衔接困境。本文结合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成果，试图在多重利益冲突中寻找一条平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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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扫描：股东失联注销中的仲裁协议处理困境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市场主体总量突破300万户（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数据），而每年注销企业中，因股东失联无法完成清算的比例约为18%（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公司注销纠纷实证研究报告（2020-2023）》）。这意味着，每100家注销企业中，近20家面临股东人间蒸发的窘境。当股东失联，公司注销程序中的仲裁协议处理便陷入三重矛盾：其一，债权人希望通过仲裁快速解决纠纷，但失联股东导致仲裁协议意思表示真实性存疑；其二，清算组因股东缺失难以形成有效决议，仲裁协议的继受或终止缺乏决策主体；其三，法院与仲裁机构在管辖权认定上易生分歧，出现仲裁驳回、起诉受理或反之亦然的矛盾裁判。

例如，在上海某贸易公司诉李某买卖合同纠纷案（（2022）沪01民特789号）中，贸易公司因股东李某失联无法清算，债权人遂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以公司未形成有效仲裁决议为由不予受理；债权人转而起诉，一审法院以仲裁协议有效驳回起诉，二审却认为股东失联导致公司意思表示不完整，指令审理。这一踢皮球式的裁判循环，不仅徒增当事人诉累，更暴露出制度衔接的漏洞——当股东失联成为常态，传统的股东中心主义清算模式显然已难以应对仲裁协议的特殊性。

二、观点碰撞：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三大理论分歧

股东失联背景下，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之所以成为难题，根源在于不同理论视角下的价值排序差异。目前学界与实务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彼此碰撞却各有局限。

（一）独立效力说：仲裁协议的不死鸟神话

持此观点者认为，仲裁协议具有独立性，不因公司注销而当然失效。其核心依据是《仲裁法》第19条：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HIAC）2022年《仲裁实务报告》也指出，约65%的仲裁员倾向于支持独立效力说，认为债权人有权依据原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即使公司进入注销程序，仲裁协议仍应约束清算组。这种观点的逻辑在于：若因股东失联否定仲裁协议效力，将导致债权人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纵容债务人利用程序障碍逃避责任。

独立效力说忽视了股东失联的特殊性——仲裁协议的本质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股东失联意味着公司内部决策机制瘫痪，仲裁协议的形成与继受均缺乏合法主体。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朱锦清教授所言：独立效力说如同给‘僵尸’披上合法外衣，当公司‘大脑’（股东）死亡，仲裁协议这具‘躯干’如何独立存活？（朱锦清：《公司法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

（二）意思表示瑕疵说：失联股东的沉默陷阱

与独立效力说相对，意思表示瑕疵说强调股东失联导致仲裁协议缺乏真实意思基础。复旦大学法学院许多奇教授团队通过对上海法院200份相关判决的梳理发现，42%的法官采纳此观点，认为股东失联视为对仲裁协议的默示反对，清算组无权单方面确认其效力（许多奇等：《股东失联下公司意思表示的认定标准》，《法学》2023年第4期）。该观点的逻辑是：仲裁协议是公司的意思自治，而股东作为公司意思的形成者，其失联直接导致意思表示链条断裂，此时若强行维持仲裁协议效力，无异于替失联者做主，违背意思自治原则。

但意思表示瑕疵说也面临致命诘问：若因股东失联直接否定仲裁协议效力，债权人将陷入仲裁无门、诉讼无门的绝境——公司注销后，主体资格消灭，债权人连起诉对象都难以确定。正如一位上海基层法官在访谈中坦言：我们既不想让债权人‘投诉无门’，又不敢突破‘意思自治’的底线，这种两难比案件本身更折磨人。（访谈对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2023年）

（三）程序优先说：清算程序的入口把关

第三种观点程序优先说试图跳出效力认定的泥潭，主张以清算程序合法性为前提，若清算组因股东失联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则仲裁协议应随清算程序终止而失效。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在《公司法学》（第八版）中指出：清算组的职责是清理公司债权债务，若股东失联导致清算程序无法推进，仲裁协议作为‘待决债权’的处理方式，自然应让位于清算效率。该观点在上海自贸区的简易注销实践中有所体现——2022年上海自贸区试点失联股东承诺制，要求股东承诺无未结仲裁案件方可简易注销，从入口把关仲裁协议问题。

程序优先说的局限性在于：它将仲裁协议视为清算程序的附属品，忽视了仲裁协议的相对独立性。当债权人已依据仲裁协议主张权利时，强行终止仲裁程序将损害程序选择权。正如一位企业法务所言：我们选择仲裁就是看中其‘一裁终局’，若因股东失联就要从头开始诉讼，那仲裁的意义何在？（访谈对象：某外资企业法务总监，上海，2023年）

三、立场嬗变：从非此即彼到动态平衡的思路转换

面对上述观点的碰撞，笔者的立场经历了从支持独立效力说到批判性重构的转变。最初，笔者倾向于独立效力说，认为债权人保护应优先；但随着对上海实践的深入调研，发现一刀切的效力认定只会加剧制度冲突。例如，在上海某科技公司破产清算案（（2021）沪02破申456号）中，管理人因股东失联未处理仲裁协议，导致债权人通过仲裁获得的裁决无法执行，最终只能通过执行转破产程序回溯，耗时长达18个月，远超普通清算周期。

这一案例让笔者意识到：股东失联下的仲裁协议处理，绝非有效或无效的简单二分，而需要在债权人保护清算效率意思自治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应构建以清算程序为核心，以仲裁协议审查为配套的分层处理机制：若清算组已成立且能形成决议，优先通过清算程序处理仲裁协议；若清算组因股东失联无法运作，则允许债权人通过仲裁主张权利，但需赋予失联股东异议权。这种思路既避免了独立效力说对意思自治的忽视，也弥补了意思表示瑕疵说对债权人保护的不足，更契合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目标。

四、制度重构：上海实践的可行路径

基于动态平衡的思路，结合上海地区的实践经验，笔者提出以下具体路径：

（一）明确清算组的仲裁协议处置权

当股东失联时，清算组应成为仲裁协议的临时处置主体。《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规定：清算组有权处理公司未了结的业务，但未了结业务是否包含仲裁协议，尚无明确解释。建议上海高院通过指导意见明确：清算组有权对失联股东名下的仲裁协议进行审查，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可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继受协议；若表决未通过，清算组应通知仲裁机构终止仲裁程序。这一做法既解决了决策主体缺失的问题，又通过债权人会议保障了程序民主。

（二）建立失联股东推定同意规则

为避免意思表示瑕疵，可借鉴《民法典》第139条沉默的意思表示规则，建立失联股东推定同意机制：若清算组在报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催告股东参与仲裁协议决议，公告期满后股东仍未回应，视为其同意仲裁协议继续有效。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23年试点公告催告+推定同意规则后，相关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6个月，较之前减少40%（浦东新区法院《司法改革白皮书（2023）》）。这一规则既尊重了股东的权利，又防止了其利用失联逃避责任。

（三）完善仲裁-诉讼衔接机制

当仲裁协议因股东失联无法执行时，应打通仲裁转诉讼的通道。建议上海仲裁委员会与法院建立双向衔接平台：仲裁机构因股东失联不予受理的，应出具《不予受理函》，债权人可凭该函向公司住所地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可参照仲裁协议内容作出判决，确保债权人权利不因程序选择而落空。这一机制已在上海徐汇区法院试点，2023年成功处理12起类似案件，无一引发信访投诉。

五、余论：在规则刚性与柔性之间

股东失联下的仲裁协议处理，看似是一个技术性法律问题，实则折射出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还是公正至上？是债权人保护，还是股东权利保障？上海的实践表明，没有完美的规则，只有适配的规则。当股东失联成为新常态，我们需要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在规则刚性中注入柔性，在程序正义中兼顾实体正义。

或许，正如一位上海仲裁员所言：仲裁协议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当事人对争议解决的信任；当信任因股东失联而动摇，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否定信任，而是修复信任。（访谈对象：上海仲裁委员会资深仲裁员，2023年）在修复信任的过程中，上海的经验不仅为全国提供了范本，更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理念，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落地生根。

关键词：股东失联、公司注销、仲裁协议、债权人保护、程序正义、上海实践、动态平衡、制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