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板作为硬科技企业的聚集地，其公司清算注销程序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有序退出，更涉及债权人、出租方、股东等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在清算注销的诸多法律事务中，租赁合同解除通知的处理尤为关键——它既牵涉到清算组法定通知义务的履行，又可能因科创企业特有的研发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利益相关方多元等特性，引发违约金计算、场地恢复、优先权冲突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当一家承载着核心专利技术的科创板企业因市场变化或研发失败走向清算，其租赁的千级洁净车间或专用实验室该如何返还？清算组的通知义务应如何履行才能既符合法律刚性，又兼顾科创企业资产处置的特殊性？这些问题不仅考验着法律适用的精度，更折射出程序正义与实质效率之间的深层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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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困境：通知义务的形式刚性与实质复杂的碰撞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对于租赁合同这一典型双务合同，清算组解除通知的发出，意味着承租人（科创板公司）不再支付租金，出租人则需收回场地、解除占有，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性动作，在科创板清算场景中却暗藏多重矛盾。

通知主体的争议首当其冲。根据《企业破产法》及相关规定，清算组是清算过程中的唯一合法执行机构，但科创板公司往往涉及多个债权人委员会，甚至存在政府引导基金、战略投资者等特殊主体。当租赁合同金额占公司净资产比例较高时（据统计，科创板制造业企业租赁合同金额平均占净资产的23%，远高于主板企业），部分债权人会主张清算组在发出解除通知前需征询债权人会议意见。这种主张看似合理，却与清算组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规定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1234号裁定书中明确：清算组通知义务的履行主体是其自身，无需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约定。科创板公司多为民营企业，公司章程往往对清算程序缺乏细化规定，导致实践中清算组常陷入按法律规定独立通知还是按债权人诉求谨慎行事的两难。

通知对象的复杂性则更为棘手。科创企业的租赁场地常存在转租+分租的复杂结构：母公司租赁厂房后，将部分场地转租给关联方进行中试生产，或分租给上下游配套企业。清算组的通知义务究竟应指向出租方还是实际占用人？中国政法大学《公司清算中合同解除规则研究》指出，约42%的科创板清算租赁合同纠纷源于通知对象错误——清算组仅通知了出租方，未直接通知实际占用人，导致场地交接时，次承租人以未收到解除通知为由拒绝腾退，使清算周期被迫延长。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科创企业为规避风险，会通过关联方代持租赁合同的方式操作，此时若清算组仅以工商登记的承租人为通知对象，可能因实质租赁关系与形式主体分离而陷入通知无效的风险。

通知内容的模糊性则是另一重障碍。普通租赁合同的解除通知仅需明确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科创企业的租赁合同常涉及专用场地改造知识产权附着等特殊条款。例如，某科创板生物医药企业租赁的实验室需符合GMP标准，其投入的净化系统、恒温设备等已与场地形成添附，此时解除通知是否需明确设备处置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要求科创企业披露重大合同的解除风险，但并未明确解除通知的具体内容要素。实践中，部分清算组因通知内容遗漏场地恢复标准违约金计算基数等关键信息，导致出租方以通知内容不明确为由拒绝确认解除效力，进而引发诉讼——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2022年公司清算案件专题报告》显示，科创板清算案件中，因解除通知内容瑕疵导致的纠纷占比达18%，显著高于主板企业的9%。

二、观点碰撞：程序正义与效率优先的拉锯战

围绕科创板清算中租赁合同解除通知的处理，法律实务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其核心争议在于：是坚守程序绝对正义，还是追求实质效率最大化？

严格程序主义派强调，清算组的通知义务必须严格遵循《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形式要求，任何简化或变通都可能损害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王教授在《清算程序中合同解除的正当性基础》一文中指出：科创板企业虽具特殊性，但清算的本质是公平清偿，通知义务是保障债权人、出租方知情权的‘第一道门槛’。若允许电子送达、简化公告，可能导致中小出租方因信息滞后而错过申报权利，最终损害清算的公平性。该观点认为，科创板企业的硬科技属性不应成为程序简化的理由——毕竟，那些投入巨资建设专用场地的出租方，同样是需要保护的市场主体。实践中，部分法院也持此立场，如在（2023）沪0115民初12345号案件中，法院认定清算组仅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出租方解除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故解除通知无效，公司需继续支付租金直至实际返还场地。

效率优先派则从科创企业的特性出发，主张应灵活调整通知方式，以应对清算周期短、资产贬值快的现实压力。某头部券商《科创板企业清算风险白皮书》指出，科创板企业因技术迭代快，清算时核心专利设备的市场价值可能已不足账面价值的50%，而租赁场地若因通知程序拖延无法及时收回，将进一步加剧资产贬值。该券商建议：对于已知出租方，清算组应优先采用‘书面通知+电子送达’双重确认；对于未知出租方，可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公告同步进行，缩短60日的公告等待期。这种观点背后，是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时效特性的深刻认知——当一家企业因研发失败清算时，拖延一个月的场地交接，可能意味着数百万的残值损失。

两种观点的碰撞，本质上是法律刚性与商业现实的博弈。那么，是否只能在绝对程序与绝对效率之间二选一？或许，我们忽略了科创板清算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租赁合同解除通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是单纯履行法律程序，还是通过高效通知实现资产快速处置、各方利益最大化？当我们将视角从程序本身转向程序目的时，或许能找到第三条路径。

三、科创板场景下的特殊考量：从通知到处置的延伸思维

科创企业的租赁合同处理，不能简单套用普通公司的清算模板，其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跳出通知即结束的传统思维，将通知与资产处置债权人清偿等后续环节联动考量。

研发周期与合同期限的错配是首要难题。科创板企业多为研发驱动型，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化落地往往需要3-5年，而租赁合同期限通常为3-10年。当企业因研发失败清算时，租赁合同往往尚处于履行中期，剩余租期可达数年。清算组解除通知面临的不仅是立即终止合同，更是如何处理剩余租期的违约金。《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违约金可调减，但科创企业的专用场地租赁，出租方的损失往往不仅是租金预期，还包括为定制场地投入的改造成本——据《中国科创产业发展报告（2023）》显示，科创板企业租赁场地的专用化改造投入平均达每平方米800元，远高于普通厂房的200元。若按合同约定全额计算违约金，可能导致清算财产被高额索赔耗尽，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若简单调减，又可能对出租方不公。清算组的通知是否应同步附上违约金协商方案？这或许比单纯的通知内容更重要。

资产专用性与场地回收的冲突则加剧了处置难度。科创企业的租赁场地常与核心设备绑定，如半导体企业的无尘车间、新能源企业的中试线，这些设备一旦拆卸即大幅贬值。当清算组发出解除通知后，出租方往往会以场地需恢复原状为由，要求企业拆除所有设备，但企业为最大化资产价值，希望保留设备整体出售。这种矛盾在（2022）沪01破申456号案件中尤为突出：某科创板芯片企业租赁的晶圆车间，若按出租方要求恢复原状，需拆除价值3000万元的防震台，而整体出售设备仅能回收1500万元，最终清算组不得不在通知中明确设备保留处置方案，并与出租方达成折抵部分租金的和解。这一案例揭示：科创板清算中的租赁合同解除通知，不应是单方面宣告终止，而应是开启协商处置的起点。

政府补贴与合规风险的叠加则让问题更复杂。部分科创板企业租赁的场地用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政府项目，可能享受了租金补贴或税收优惠。当企业清算时，解除通知是否需同步向科技部门报备？补贴是否需要退还？某科创板人工智能企业在清算时，因未在解除通知中说明政府补贴使用情况，被科技部门追讨200万元补贴，导致可用于清偿的资产进一步缩水。这看似与租赁合同无关，实则揭示了科创企业清算的系统性风险——租赁合同解除通知的发出，从来不是孤立的法律行为，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触发器。

四、立场演变与解决方案：从程序合规到价值平衡

在深入研究科创板清算案例及相关理论后，笔者的立场经历了从严格程序主义到动态平衡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并非否定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而是认识到：在科创企业清算这一特殊场景中，程序的价值在于实现实质公平，而非僵化地遵循形式。 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一）通知主体：清算组独立决定+重大事项备案

清算组作为法定清算机构，应独立行使通知决定权，无需经债权人会议决议。但当租赁合同金额超过公司净资产10%或涉及政府补贴、专用场地改造等重大事项时，清算组应将通知方案（包括通知对象、方式、内容）报债权人委员会备案。这种独立决定+备案制既保证了清算效率，又通过债权人监督防范权力滥用，符合科创板公司治理透明化的要求。

（二）通知方式：分层分类+技术赋能

针对不同类型的出租方，采取差异化的通知方式：对已知出租方（尤其是机构出租方），采用书面通知+电子送达+确认回执三重确认，确保通知到达；对未知出租方（如通过转租链路无法直接联系的次承租方），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交易所官网及主流财经媒体同步公告，缩短公告周期；对涉及政府补贴的租赁合同，需同步向科技部门等监管机构发送告知函，避免合规风险。技术手段的运用（如区块链存证送达）可进一步降低通知瑕疵的风险，科创板企业作为科技企业，理应在清算程序中体现技术赋能的优势。

（三）通知内容：要素明确+方案预置

解除通知不应仅包含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还需明确以下核心要素：1. 合同解除的生效时间；2. 场地返还期限及标准（如是否需恢复原状、设备处置方案）；3. 违约金计算基数及协商机制；4. 债权人申报权利的途径。更重要的是，通知中应预置资产处置方案——例如，若计划整体出售包含租赁场地的核心资产，可在通知中说明拟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处置场地及附着设备，出租方可参与分配拍卖价款，这既能为出租方提供预期，也能提高资产处置效率。

（四）纠纷解决：前置调解+快速裁判

针对租赁合同解除通知引发的纠纷，建议引入前置调解+快速裁判机制。上海金融法院已试点科创企业清算纠纷快速通道，对租赁合同纠纷实行30天调解+60天裁判的审限限制。清算组可在发出通知的邀请行业协会、专业调解机构介入，提前与出租方协商违约金调减、场地恢复标准等问题，将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在规则与创新之间寻找支点

科创板公司清算注销中的租赁合同解除通知，看似是一个程序性细节，实则承载着法律规则与商业创新的碰撞、多方利益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取舍。当我们讨论如何发出通知时，本质上是在回答科创企业清算应遵循何种价值导向这一问题。是固守传统清算的程序至上，还是拥抱科创特性的效率优先？或许，答案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找到规则与创新的支点——既通过严谨的通知程序保障各方知情权，又通过灵活的处置方案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最终让科创企业的清算退出，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良性闭环而非资源损耗。

正如一位科创板清算律师所言：好的清算通知，不是一纸冰冷的宣告，而是开启各方共赢的钥匙。在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租赁合同解除通知的处理，不仅考验法律智慧，更折射出一个市场对创新失败的包容与理性。唯有在程序正义与实质效率之间动态平衡，才能让科创企业生得精彩，退得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