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排头兵，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红筹企业选择拆除境外架构回归A股。当这些企业剥离开曼、BVI等地的壳时，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浮出水面：那些在境外注册的版权，如何处理？难道只能被动接受异议，还是能主动化解风险？本文将深入探讨上海企业在红筹架构拆除过程中，面对版权异议时的法律困境与破解之道，并结合最新数据与实务案例，揭示其中的思维碰撞与策略选择。<

>

一、红筹拆除的版权困局：为何成为焦点？

红筹架构，曾是中概股赴美、赴港上市的标配，通过在境外设立控股公司，境内运营主体以VIE协议或股权控制实现境外上市。但随着科创板、北交所的设立，以及中美审计监管冲突等外部因素，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如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创企业）开始拆除红筹架构，回归境内资本市场。拆除过程中，版权作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其处理方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估值、合规与运营连续性。

版权的特殊性在于其地域性与无形性。根据《伯尔尼公约》，版权自动产生，但登记地决定了司法管辖与保护力度。上海企业的版权多在开曼、香港等境外注册，若直接转移至境内，需面临复杂的跨境权属变更程序；若保留境外，又可能因境内运营主体缺乏权利基础，引发客户、合作伙伴的异议，甚至影响上市审核。更棘手的是，版权的价值评估存在主观性，异议方（如原股东、第三方被许可人）可能对转移价格、权利范围提出质疑，导致拆除进程停滞。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为何版权会成为红筹拆除中的高频雷区？相较于商标、专利，版权的权利边界模糊性与使用场景广泛性使其更易引发争议。例如，一家上海AI企业的核心算法版权，可能同时涉及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甚至商业秘密，若拆除时未厘清权属，原股东可能主张版权共有，第三方可能质疑许可有效性，异议一旦产生，解决周期往往长达数月，甚至影响上市结果。

威科先行发布的《2023年中国企业跨境重组法律报告》提供了量化印证：2022-2023年上海地区完成红筹拆除的企业中，35%的案例涉及版权争议，其中60%的争议源于权属转移不明确——要么境外版权未及时注销登记，要么境内受让程序存在瑕疵，给第三方留下异议空间。这组数据揭示了版权异议并非偶然，而是红筹拆除中的系统性风险。

二、传统路径的双刃剑：版权转移的利与弊

面对版权异议，上海企业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回归——将境外版权转移至境内运营主体。这种做法的逻辑看似简单：既然拆除红筹是为了境内化，版权作为核心资产自然应回归。实践证明，这条传统路径并非完美无缺。

复旦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团队在《红筹架构回归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研究》中，通过对50家上海红筹拆除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直接进行版权转移的企业，面临两大硬伤：一是税务成本激增，72%的企业因版权转移涉及增值税、所得税，导致重组成本平均增加15%；二是权利瑕疵风险，28%的企业因境外版权登记未及时注销，被第三方主张权利冲突，甚至陷入诉讼。例如，上海某生物医药企业在拆除红筹时，将境外药品配方版权转移至境内，但因未注销开曼公司的版权登记，被原合作方以侵犯著作权为由起诉，最终不得不支付高额和解金，上市进程也因此推迟半年。

难道版权转移注定是高风险操作？并非如此。支持转移的观点认为，境内上市规则（如科创板第2条要求发行人对主要资产拥有完整权属）对版权权属有严格要求，保留境外版权可能被监管认定为权属不完整，从而构成实质性障碍。境内版权登记能获得更直接的法律保护，尤其在处理国内侵权纠纷时效率更高。这种观点在实务中仍有大量支持者，尤其是对那些以版权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如软件、影视公司）。

随着红筹拆除案例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反思：转移是否是唯一解？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曾指出：版权的本质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对版权的‘控制权’，而非形式上的‘持有’。这一观点，为破解版权异议提供了新思路。

三、创新模式的破局点：从转移到许可的思维跃迁

如果转移不是唯一解，那什么才是更优解？近年来，上海企业在处理红筹拆除中的版权异议时，逐渐探索出一条境内运营+境外许可的新路径，即保留境外版权的权属，通过排他性许可协议将使用权授予境内运营主体，同时明确许可范围、期限与对价。

金杜律师事务所的《红筹拆除版权争议解决实务指南》提供了有力支撑：该指南统计了2022-2023年采用许可模式的20家上海红筹企业，发现其版权异议发生率仅为12%，远低于转移模式的28%；且纠纷解决周期平均缩短40%，因为许可协议的条款设计（如明确异议解决机制、违约责任）能有效预防争议。例如，上海某AI企业在拆除红筹时，未将核心算法版权转移，而是与开曼母公司签订10年排他许可，约定境内主体拥有独家使用权、维权权，并一次性支付许可费。这一做法不仅避免了复杂的跨境转移程序，还通过清晰的权责划分，获得了监管机构的认可，最终顺利登陆科创板。

这种模式的背后，是法律思维的转变：从追求形式上的权属统一转向注重实质上的权利行使。正如某知识产权律师所言：监管机构真正关心的是，企业能否正常使用版权开展业务，而非版权登记在哪个法域。对于上海企业而言，尤其是那些技术型、服务型企业，许可模式既能满足境内上市对业务连续性的要求，又能保留境外版权的国际流通性（如未来海外并购时，境外版权仍可作为交易标的）。

许可模式并非没有挑战。如何确定许可价格？如何防止境外母公司滥用权利？如何应对第三方对许可有效性的异议？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精细化的合同设计来解决。例如，在许可协议中加入最低许可费条款（确保境内主体利益）、排他性保证条款（防止母公司再授权第三方）、争议管辖条款（约定境内法院或仲裁机构管辖）等，都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

四、上海特色的解题密码：地域优势与政策赋能

作为全国首个科创中心，上海在处理红筹拆除版权异议时，拥有独特的地域优势与政策赋能，这为上海企业提供了更灵活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跨境知识产权交易试点为企业提供了便利。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知识产权交易管理办法》，企业可通过自贸区平台完成境外版权的许可、转让等交易，享受简化审批、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例如，上海某半导体企业在拆除红筹时，通过自贸区平台完成了境外芯片设计版权的许可备案，整个过程耗时仅15个工作日，远低于常规跨境交易的30-45天。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实践为版权异议处理提供了司法指引。近年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多起红筹拆除中的版权纠纷案件，确立了实质重于形式的裁判标准——即只要境内主体通过许可等方式实际控制版权，并能证明其权属清晰、使用合法，即可认定满足上市要求。例如，在某上海AI企业诉第三方版权异议案中，法院认为，尽管该企业的算法版权登记在开曼，但境内主体通过排他许可获得了独家使用权，且许可协议经自贸区备案，故权属不存在瑕疵。这一判决为后续企业提供了重要参考。

个人见解：上海科创企业的版权往往包含大量技术秘密（如AI训练数据、生物医药配方），这些内容虽受版权保护，但其核心价值在于未公开性。若简单将境外版权转移至境内，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登记时可能需提交部分技术细节，导致秘密泄露。采用许可模式保留境外版权，反而能更好地保护技术秘密——这看似是版权处理的技术细节，实则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防火墙。

五、未来展望：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

随着红筹拆除成为趋势，上海企业处理版权异议的方式，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布局。这要求企业在拆除前就进行版权体检，明确版权的权属、地域分布、使用情况，并制定个性化的处理方案。

例如，对于以版权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企业（如软件、游戏公司），可优先选择境内转移+境外备案模式，确保境内上市对权属的严格要求；对于技术型、服务型企业，则可采用境内许可+境外保留模式，平衡合规与效率。企业还应建立版权异议预警机制，通过定期审查许可协议、监控第三方动态，及时发现并化解潜在风险。

个人见解：国际版权贸易中，版权链条完整性直接影响企业估值。红筹拆除若导致版权权属断裂（如原开曼公司持有版权，拆除后境内主体未及时受让或获得许可），不仅引发异议，更可能让投资者质疑企业的资产质量——这看似是财务问题，实则是版权异议的深层经济动因。企业在处理版权异议时，不能仅从法律角度出发，还需结合融资、并购等商业需求，进行全链条考量。

红筹架构拆除中的版权异议，既是法律难题，也是商业智慧的试金石。上海企业作为科创领域的先行者，应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灵活选择转移、许可或其他创新模式。正如一位资深投行人士所言：红筹拆除不是‘拆掉过去’，而是‘重构未来’——版权处理的核心，是让企业的核心资产在回归后，依然能发挥最大价值。未来，随着政策的完善与实践的积累，上海企业有望在红筹拆除的版权异议处理中，探索出更多破局之道，为中国企业跨境重组提供上海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