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对着电脑屏幕上那份《企业注销清算报告》，手指悬在鼠标上，迟迟点不下提交键。报告里，应付职工薪酬一栏填着零，但应交社会保险费后面，跟着一个刺眼的红色备注：因公司账户余额不足，欠缴2023年Q3社保费用12.3万元，暂未清偿。 <

>

这是我上周刚接手的案子：一家经营了八年的小设计公司，创始人老张因为行业寒冬决定解散。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咱们把税务和员工工资都结清了，社保那边...你看能不能先注销？等后续项目回款了，我再慢慢补。老张的眼神里带着恳切，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那天晚上，我翻出《社会保险法》，第86条在台灯下泛着冷光：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可老张的公司账上，除了注销清算必需的预留费用，只剩下3万块钱——连社保欠款的零头都不够。我突然被一个问题卡住了：企业注销时，这笔清不起的社保债务，到底要不要还？怎么还？

一、问题的起点：当法定义务遇上清偿不能\

最初接触财税工作时，我对企业注销的债务清偿顺序有着近乎刻板的认知：《公司法》第186条写得明明白白，清算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才能分配给股东。社保费用，和职工工资一样，是优先中的优先，必须足额清偿。

我曾一度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社保是职工的保命钱，企业作为用人单位，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无论企业是否注销，这笔债都不能赖。就像我大学时读的《劳动法概论》里说的：社会保险是国家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不因企业解散、注销而免除。

但老张的案子，让我第一次对这个理所当然产生了怀疑。他的公司不是恶意逃费——疫情三年，项目锐减，员工从20人裁到5人，社保欠缴是因为实在没钱。如果强行要求他必须清偿，结果可能是公司注销程序卡死，12万社保欠款永远追不回来；但如果允许暂缓清偿，那些被欠缴社保的员工（尤其是刚被裁员的），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这种矛盾在后续的案例中越来越明显。我查了近三年的本地注销企业数据，发现像老张这样的无力清偿型社保欠款占比高达37%。有的企业老板甚至说：公司注销了，我成了自然人，社保债能追到我个人头上吗？这句话像根刺，扎在我对法定义务的认知里。

二、深入思考：法律条文与现实的温差\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重新梳理了相关法律。除了《公司法》，《社会保险法》第58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第63条又说：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从条文看，企业的社保缴费义务是无条件的，不因企业注销而终止。那么，注销清算时，社保债务是否必须纳入清偿范围？答案是肯定的。人社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也强调，企业注销前欠缴的社保费，应优先从清算财产中清偿。

但问题来了：如果清算财产不足，怎么办？

《企业破产法》第113条对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做了细化：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第一顺位就是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注意，这里说的是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部分——那单位应缴部分呢？

我请教了在社保局工作的朋友，她给我泼了盆冷水：实践中，单位应缴部分的清偿率不足20%。很多企业注销时，账上没钱，我们只能走'核销'程序，但核销的前提是'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可你怎么证明'确无财产'？老板名下有房有车，但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责任有限，我们总不能去查老板的个人账户吧？

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产权与制度变迁》里提到：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条文设计，更取决于执行成本。社保债务清偿也是一样：法律条文写得再漂亮，如果征收成本过高、执行手段有限，最终可能沦为纸上权利。

更让我矛盾的是行业里的潜规则。有些财税顾问为了促成注销，会建议企业先做税务注销，社保慢慢谈，甚至教他们把资产转移给关联方，留个空壳公司应付社保追缴。我知道这是违规的，但看着老张布满血丝的眼睛，我又忍不住想：如果严格执行，可能几十个小企业老板会倾家荡产；如果灵活处理，又会不会助长恶意逃费的风气？

我曾固执地认为规则就是规则，但现在我开始怀疑：当刚性法律遇到柔性现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寻找更务实的解决路径？

三、传统做法的批判：被忽视的社保债权特殊性\

深入这个问题后，我发现传统企业注销清算流程里，社保债务一直被简单化处理——要么和普通债务混为一谈，要么被当作历史遗留问题搁置。这种做法的背后，是对社保债权特殊性的忽视。

社保债权和其他债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社会保障属性。它不是普通的金钱债权，而是职工未来享受养老、医疗、失业待遇的基础资格。比如老张公司的员工老王，欠缴的3个月社保里，有840元是个人账户部分，剩下的1120元是单位应缴部分。如果这笔钱没缴，老王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会中断，未来退休金会受影响；如果他在失业期间，还可能领不到失业保险金。

但传统的清算程序，往往把社保债权和应付供应商货款银行借款等同视之，按比例清偿。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供应商的货款是商业风险，银行借款有抵押物，但社保债权是职工的生存权，怎么能和商业风险混为一谈？

更讽刺的是，在清偿顺位上，社保债权虽然法律层面优先，但实践中常常被税款挤压。税务注销有清税证明作为前置条件，企业必须缴清所有税款才能拿到证明；而社保注销没有这样的硬约束，很多企业把社保欠款留到最后，最后因为没钱就不了了之。

我查过某地的注销案例：一家制造企业清算时，资产总额100万，欠税50万，欠职工工资30万，欠社保20万。按照顺位，社保应该优先于税款清偿，但税务部门以清税证明是注销必要条件为由，要求先缴税，最终社保只清偿了10万，剩下的10万成了坏账。这种程序正义掩盖实质不正义的做法，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我还想起《21世纪经济报道》曾做过的一组调查：2022年，全国企业注销数量超过300万家，其中社保欠款率超60%，但实际清偿率不足15%。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职工的权益被悬置。传统做法里，我们总说保护债权人利益，但谁是真正的债权人？职工，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沉默债权人。

四、个人认知的迭代：在矛盾中寻找平衡点

经过反复思考，我逐渐意识到：企业注销时的社保债务清偿，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需要平衡企业退出自由职工权益保障制度执行成本的难题。

我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

最初，我坚持绝对清偿论——企业必须足额清缴社保才能注销，否则就是违法。但老张的案子让我明白，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能会把真正困难的企业逼上绝路，最终损害的还是职工利益。

后来，我转向有限清偿论——在清算财产范围内优先清偿，不足部分可以核销。但很快我就推翻了自己：如果允许核销，会不会让企业产生反正注销就能赖账的侥幸心理？恶意逃费会不会更加肆无忌惮？

现在，我认为答案可能藏在分类处理和责任延伸里。

所谓分类处理，就是根据企业欠费的性质和原因，采取不同的清偿策略。比如对恶意欠费的企业（老板有能力缴纳却故意不缴），必须足额清偿，甚至追究股东个人责任；对无力清偿的企业（如受疫情、市场波动影响等），可以允许分期清偿，或者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暂垫付，再向企业追偿；对僵尸企业（无经营能力、无资产、无人员），则应简化清算程序，社保债权由政府兜底，避免职工血本无归。

所谓责任延伸，就是打破有限责任的保护伞，让实际控制人对恶意欠费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条规定为什么不能用在社保债务上？如果老板名下有豪车、豪宅，却让公司空壳注销逃避社保欠款，就应该通过刺破公司面纱制度，让个人承担责任。

我还想到一个细节：很多企业注销时，社保部门往往在清算程序结束后才介入，这时候企业资产已经分配完毕，追缴难度极大。如果能把社保债权的申报和确认，提前到清算组成立阶段，让社保部门作为利害关系人参与清算，是不是能提高清偿效率？

五、未解的困惑：当理想照进现实，我们还能做什么？

写到这里，老张的案子已经有了初步进展：我们向社保局提交了分期清偿申请，承诺6个月内缴清欠款，社保局同意了。老张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小李，我一定想办法把钱凑上。

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个案。更多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如果企业资产不足以清偿社保债务和税款，到底谁更优先？《公司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似乎存在冲突，立法层面是否需要统一？

对于历史遗留的社保欠款（比如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前的欠费），是否应该有更灵活的处理政策？毕竟那时候很多企业社保意识薄弱，完全按现在的标准追缴，是否公平？

当社保部门面对确无财产的企业时，除了核销，还有没有其他手段？比如建立社保欠款黑名单，限制企业法人高消费，或者与征信系统联动，增加其失信成本？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作为财税人员，我常常感到无力：我们不是立法者，无法改变规则；不是执法者，无法强制执行；我们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为企业寻找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但我也明白，正是这种无力感，让思考变得更有意义。企业注销时的社保债务清偿，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命题：既要让企业能够有序退出，激发市场活力；也要让职工的保命钱不被悬置，守住社会底线。

或许，答案就在我们每一次的坚持里——坚持在清算程序中优先保障社保债权，坚持对恶意逃费说不，坚持为无力清偿的企业寻找更人性化的出路。就像深夜的台灯，虽然无法照亮整个房间，但至少能让眼前的路看得更清楚一些。

窗外的天快亮了，我点下了提交键。老张的案子暂时告一，但关于社保债务清偿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毕竟，在法律与现实的褶皱里，藏着太多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终将推动制度走向更完善，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权益，真的被放在了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