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算与履约的夹缝中：上海公司注销时租赁合同纠纷调解员的困境与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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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家承载着十年创业史的企业在上海自贸区提交注销申请时，其名下位于陆家嘴的写字楼租赁合同，或许正压垮中小出租方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不仅是一场关于合同解除与违约赔偿的法律博弈，更是对城市商业生态中契约精神与生存理性的双重拷问。在上海这座年均新增市场主体超50万户、同时也有近10万户企业退出的超大城市，公司注销引发的租赁合同纠纷，正成为检验城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而身处其中的调解员，既要平衡法律条文的刚性、商业逻辑的弹性，更要直面清算效率与权益保障的永恒矛盾。他们的角色，早已超越了传统和事佬的定位，成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微雕师。

一、数据之困：调解场域中的三重镜像

要理解上海公司注销时租赁合同纠纷调解员的困境，首先需直面一组相互打架的数据——这些数据如同三面棱镜，折射出调解场域中的复杂光谱。

根据上海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1月发布的《2023年上海法院商事审判白皮书》，在全年受理的商事案件中，涉及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占比高达18.7%，而其中因公司注销引发的租赁纠纷占租赁案件总量的23.5%，这一比例较2021年上升了7.2个百分点。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类纠纷的调解成功率仅为62%，明显低于其他商事纠纷78%的平均水平；即便达成调解协议，执行到位率也仅有41%，近六成出租方最终仍需通过强制执行追讨损失。这组数据传递出一个残酷信号：公司注销背景下的租赁纠纷，正成为调解易、执行难的重灾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仲裁委员会2023年发布的《企业注销相关纠纷仲裁报告》。该报告通过对300件涉注销租赁仲裁案件的分析发现，65%的纠纷根源在于租赁合同中公司注销条款的缺失或模糊——仅有12%的合同明确约定公司注销时合同是否自动解除违约金计算标准等核心问题。当企业进入清算程序后，出租方往往因找不到责任主体、清算组以无剩余资产为由拒绝赔偿而陷入维权困境。仲裁员在裁决中不得不大量援引《民法典》第561条债务人以财产清偿债务时，应当通知债权人的规定，反向推定清算组未履行告知义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这种事后救济的成本，远高于事前调解的价值。

而《法学研究》2023年第5期刊载的《法人注销后合同责任承担的法理重构与规则完善》一文，则从学理层面揭示了更深层的矛盾。该文通过对200份涉公司注销的租赁合同纠纷判决书的分析指出，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清算组是否应作为诉讼主体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计算基准等核心问题，不同法院的裁判尺度差异高达38%——有的法院认为清算组仅为临时机构，责任应由股东承担；有的则直接判令清算组在公司剩余财产范围内清偿债务。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直接导致调解员在释法说理时陷入法律依据摇摆的尴尬：当连法院的裁判逻辑都尚未统一，如何让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产生确信？

这三组数据，分别从司法实践、行业规范、学理研究三个维度，勾勒出调解员面临的三重困境：司法数据的高调解率、低执行率暴露了调解结果的脆弱性；仲裁数据的条款缺失率揭示了源头治理的缺位；而学理研究的裁判尺度差异则反映了法律供给的滞后性。当调解员身处这三重镜像的交汇点，其工作早已不是简单的摆平纠纷，而是在法律空白、规则冲突与利益失衡的夹缝中，寻找一条动态平衡的路径。

二、观点碰撞：在清算效率与契约精神之间

公司注销时的租赁合同纠纷，本质上是企业退出自由与债权人权益保护两种价值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调解场域中，具体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而调解员的个人判断，往往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变量。

一种观点可称为清算优先论。持此观点者多为企业清算组、部分商事律师及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公司注销是市场新陈代谢的必然环节，若过分强调租赁合同的延续性，将导致清算程序无限拖延——上海某区市场监管部门曾统计，一起租赁纠纷平均可使企业注销周期延长45天，而超期清算每日将产生0.1%的滞纳金。清算组代理人常以《公司法》第188条‘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的规定为由，主张租赁债务应排在普通债权之后清偿，甚至以无剩余资产为由拒绝赔偿。这种观点背后，是对交易效率的极致追求：企业注销越快，市场资源就能越快重新配置。

另一种观点则是权益保障论。这一阵营以中小出租方（尤其是个体工商户、个人房东）、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部分学者为代表。上海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2023年度报告显示，上海租赁市场中，个人房东占比达37%，其中65%的出租房源为小户型（60㎡以下），月租金多在5000元以下——这部分群体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承租方注销，往往面临租金损失+装修损失+空置期损失的三重打击。某浦东新区个人房东在调解时曾哭诉：我把唯一的房子租给创业公司，他们突然注销，押金没退，装修还毁了，我下个月的房贷怎么办？这种观点强调，租赁合同具有持续性履约的特性，即便公司注销，其基于合同产生的债务也不应因主体消灭而豁免——正如《民法典》第557条规定的债务的免除、抵销等情形才能导致债务消灭，注销并非法定免责事由。

那么，调解员该站在哪一边？最初，笔者倾向于清算优先论：市场经济需要退出机制，若让企业为注销前的租赁债务无限兜底，将抑制创业活力。但在参与调解某起外资企业注销纠纷时，我的立场发生了动摇。该案中，一家日资咨询公司因总部战略调整注销，其租赁的办公室尚有6个月租期，出租方为一家本土物业公司。调解初期，清算组以公司资产已全部用于偿还境外母公司借款，无剩余财产为由拒绝赔偿，物业公司则坚持按合同索赔6个月租金（约80万元）。僵持不下时，我查阅了该公司的审计报告，发现其其他应收款中有一笔母公司垫付的运营费用120万元——若能从这笔款项中划拨部分赔偿，既不损害母公司利益（垫付本应收回），又能保障出租方权益。最终，在调解员的斡旋下，双方达成从母公司应收款中优先支付50万元赔偿的方案。这个案例让我意识到：清算效率与契约精神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调解员的价值，正在于找到既不阻碍退出，又不纵赖账的中间地带。

三、破局之道：从被动调解到主动治理的角色重构

面对数据之困与观点碰撞，上海公司注销时租赁合同纠纷调解员的角色，亟需从纠纷发生后的消防员转变为风险发生前的预警员。这种转变，需要从能力建设、机制创新、社会协同三个维度破局。

（一）能力重构：在法律工匠与商业翻译之间切换

当前调解员最大的短板，在于法律知识与商业逻辑的脱节。许多调解员熟悉《民法典》合同编的条文，却不了解企业清算的实际操作；知道违约金过高可调减的原则，却无法判断装修折旧的市场价值。能力重构的第一步，是建立法律+商业+行业的复合型知识体系。

例如，在处理涉及转租的注销纠纷时，调解员需同时掌握三个层面的知识：法律层面，要厘清《民法典》第716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与第718条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转租的适用边界；商业层面，要了解转租市场中次承租人（实际使用人）的支付能力与履约意愿；行业层面，要熟悉上海不同区域（如外高桥保税区、张江科学城、虹桥商务区）的租赁业态特点——张江的生物医药企业实验室装修成本远高于普通办公区，若按通用装修标准计算损失，显然对出租方不公。

更关键的是，调解员需成为商业翻译：将冰冷的法条转化为双方都能理解的商业语言。比如，当清算组以无剩余资产为由拒绝赔偿时，调解员可引导其计算资产变现成本——若公司名下有办公设备，通过司法拍卖可能仅能回收30%的价值，而通过协商折抵给出租方（如以设备抵扣租金），或许能实现损失最小化。这种算账式调解，比单纯讲法律条文更有效。

（二）机制创新：从事后补救到事前嵌入的治理前移

上海正在推进的一网通办企业注销改革，虽提高了效率，但也可能因流程简化忽视了对债权人（尤其是出租方）的告知义务。2023年，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数据显示，通过一网通办注销的企业中，仅有28%主动公示了债务清理情况，远低于《公司法》要求的通知已知债权人的标准。这种信息差，正是纠纷频发的重要诱因。

机制创新的核心，是将租赁纠纷调解嵌入企业注销的全流程。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其一，在注销申请预审环节，增设租赁债务告知模块——要求企业提交由出租方签字确认的《债务清理证明》或《调解协议备案》，否则无法进入清算程序；其二，建立调解员入驻市场监管窗口制度，由资深调解员对企业的租赁债务进行初步筛查，对存在高风险的纠纷提前介入；其三，探索强制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对涉注销租赁纠纷，实行调解前置，达成协议后可申请法院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力（目前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已试点此机制，2023年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执行到位率达89%）。

这种事前嵌入的治理模式，看似增加了企业注销的程序成本，实则从源头上减少了后续诉讼的社会成本——据上海司法局测算，一起租赁纠纷从起诉到执行的平均成本为3.2万元，而通过事前调解化解的成本仅需0.3万元，成本相差近10倍。

（三）社会协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网络

公司注销时的租赁纠纷，本质上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平衡问题。单一主体难以解决，需要构建多元共治网络。

政府层面，应推动租赁合同示范文本的修订——在现有示范文本中增加公司注销特别条款，明确注销前需提前30日书面通知出租方合同解除后装修损失的计算方式违约金的合理上限等内容。上海市司法局可联合市房管局、市场监管局，于2024年底前完成此项工作，从源头减少条款缺失引发的纠纷。

市场层面，应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比如，上海市租赁行业协会可建立企业信用租赁档案，将历史履约情况是否涉及注销纠纷等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对有赖账记录的企业，限制其在沪租赁市场准入——这种市场惩戒，比法律制裁更具威慑力。

社会层面，需加强对中小出租方的法律赋能。上海法律援助中心可开设企业注销维权绿色通道，为个人房东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社区法律工作者可定期开展租赁风险防范讲座，教会出租方如何在签约时审查承租方资质、在履约中保留证据、在纠纷中理性维权。

在清算的终点与履约的起点之间

当一家上海公司完成注销，其在法律意义上寿终正寝，但租赁合同纠纷的余波可能才刚刚开始——对出租方而言，这是血本无归的终点；对调解员而言，这是平衡艺术的起点；对城市而言，这是营商环境的试金石。

在上海这座追求效率与温度并存的城市里，公司注销时的租赁合同纠纷调解员，不应是和稀泥的和事佬，而应是懂法律、通商业、有温度的秩序守护者。他们手中的法槌，敲响的不仅是纠纷的终结，更是市场对契约精神的敬畏；他们笔下的调解书，承载的不仅是双方的利益，更是城市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或许，正如一位资深调解员所言：我们无法阻止企业注销，但我们可以让注销不再‘赖账’；我们无法消除所有纠纷，但我们可以让纠纷的解决，成为城市法治进步的阶梯。这，或许就是上海公司注销时租赁合同纠纷调解员，最值得坚守的价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