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注销企业合同纠纷诉讼中鉴定机构申请的困境与路径重构——基于司法实践与制度逻辑的双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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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座经济密度极高的超大城市，企业注销如同新陈代谢般频繁发生。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数据显示，全市年均企业注销量已突破15万户，其中因合同纠纷引发诉讼的注销企业占比达23.7%。当企业法人资格归于消灭，曾经的合同义务如何厘清？鉴定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手段，其申请程序却因主体资格灭失、材料散失等问题陷入困境。本文将从司法实践出发，剖析注销企业合同纠纷中鉴定机构申请的痛点，通过多维度数据碰撞与观点交锋，探索一条兼顾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路径。

一、注销企业合同纠纷中鉴定的三重困境：主体、材料与责任的迷局

当企业完成注销登记，其民事主体资格依法终止，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纠纷的自动消解。相反，因合同履行质量、违约责任认定等引发的鉴定需求，反而因主体特殊性变得更加复杂。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申请往往陷入三重困境，成为阻碍债权人维权、增加司法成本的拦路虎。

主体资格的真空地带首当其冲。根据《民法典》第59条，法人依法清算并完成注销登记后，法人资格消灭。那么，当债权人以注销企业为被告提起合同纠纷诉讼时，能否直接申请鉴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涉及注销企业的合同纠纷中，37%的案件因被告主体不适格被驳回起诉，后通过变更清算义务人或股东为被告才进入实体审理。这种程序空转直接导致鉴定申请的延迟——当债权人终于明确责任主体时，往往已错过最佳取证时机。更棘手的是，若清算义务人下落不明或财产不足，即便启动鉴定，后续执行也可能陷入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尴尬。

鉴定材料的散失风险则让事实查明难上加难。企业注销前，清算组往往以简化流程为由，未妥善保管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关键证据（如验收单、检测报告、往来函件等）。上海企业清算协会2023年《注销企业档案管理现状调研》指出，仅41%的注销企业能完整保存合同履行相关材料，其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料缺失。在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某注销企业将施工图纸、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原始文件全部销毁，导致法院无法对工程质量进行鉴定，最终只能依据现有证据推定事实，判决结果引发双方强烈不满。这种无米之炊式的鉴定困境，不仅影响案件公正性，更让鉴定机构的专业判断沦为空中楼阁。

责任认定的交叉模糊进一步加剧了程序复杂性。注销企业合同纠纷常涉及合同相对性突破问题，如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未依法通知债权人等，导致责任主体与合同主体分离。鉴定申请究竟应针对合同履行事实，还是清算程序瑕疵？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年审理的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债权人要求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而股东则主张应先鉴定清算程序是否合法——两种鉴定的优先级冲突，导致案件审理周期延长至18个月，远超普通合同纠纷的平均审理时长（4.2个月）。这种鉴定方向之争背后，实则是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激烈碰撞，而现行法律并未给出清晰的指引。

二、观点碰撞：从程序严格主义到实质正义优先的立场转向

面对上述困境，司法界与学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阵营。一种观点坚持程序严格主义，认为注销企业已丧失主体资格，鉴定申请必须以适格主体为前提，否则将破坏诉讼程序的稳定性；另一种观点则倡导实质正义优先，主张应通过扩大解释当事人范围、强化清算义务人责任等方式，保障债权人的鉴定申请权。这两种立场的交锋，折射出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价值的深层矛盾。

程序严格主义的支持者以部分基层法院法官为代表。他们认为，企业注销是市场主体退出的正常机制，若允许债权人随意以注销企业为被告申请鉴定，将导致僵尸企业无法顺利退出，增加市场交易成本。在（2022）沪0115民初12345号案件中，上海市松江区法院明确驳回债权人以注销企业为被告的质量鉴定申请，理由在于被告已注销，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鉴定申请缺乏基础。这种观点背后，是对诉讼效率与市场秩序的优先考量——正如某资深法官在访谈中所言：如果每个注销企业的纠纷都要启动鉴定，法院将不堪重负，市场退出机制也会形同虚设。

实质正义优先的倡导者则多为民法学学者与债权人保护组织。他们认为，程序正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实质正义，若因程序问题剥夺债权人的鉴定权，将导致有理无据的悲剧。华东政法大学朱某某教授在《企业注销后债权人救济路径研究》（2023）中指出：清算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导致企业财产贬损、证据灭失的，应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债权人可直接申请对相关事实进行鉴定，举证责任应由清算义务人承担。这种观点得到了上海企业联合会2023年《企业注销纠纷债权人满意度调查》的支持——调查显示，82%的债权人认为鉴定难是维权最大的障碍，76%受访者支持简化注销企业鉴定程序，强化清算义务人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立场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显著转变。最初，笔者倾向于程序严格主义，认为市场主体资格的法定性不容突破，否则将引发连锁反应。但随着对上海法院案例的深入分析（如2023年某装饰合同纠纷中，法院通过追加清算组为被告，成功启动鉴定并支持债权人全部诉请），逐渐认识到：程序设计的初衷是实现公正，而非成为公正的障碍。当程序严格导致实体不公时，制度本身就需要反思与调适。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言：法律不仅是逻辑，更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注销企业合同纠纷中的鉴定问题，恰恰需要从生活经验出发，寻找程序与实质的平衡点。

三、数据透视：鉴定申请成功率低下的制度诱因

为了更客观地把握注销企业合同纠纷中鉴定申请的现状，本文引入三组不同来源的数据，通过交叉分析揭示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

第一组数据：上海法院注销企业合同纠纷鉴定申请成功率。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商事审判白皮书》，2022年全市法院受理涉及注销企业的合同纠纷案件1426件，其中申请鉴定的案件643件，占比45.1%；但最终成功启动鉴定的仅217件，申请成功率为33.7%。这一数据远低于普通合同纠纷的鉴定成功率（68.2%），印证了鉴定难的客观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217件成功鉴定的案件中，192件是通过变更清算义务人或股东为被告实现的，占比88.5%；直接以注销企业为被告并成功鉴定的仅25件，占比11.5%。这说明，主体资格问题是阻碍鉴定启动的首要因素。

第二组数据：清算义务人材料提供义务的履行情况。上海企业清算协会2023年《注销企业清算报告质量评估报告》显示，在接受调研的200家清算组中，仅58家（29%）在清算报告中详细说明了合同履行情况及材料保存状况；72家（36%）仅简单提及无未结合同；剩余70家（35%）未说明合同履行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因材料缺失导致鉴定失败的238件案例中，187件（78.6%）的清算组未能提供任何合同履行证据，而《公司法》第185条明确规定清算组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业务的义务。这种立法要求与实践操作的巨大鸿沟，直接导致鉴定材料先天不足。

第三组数据：不同鉴定类型的处理差异。将鉴定事项分为合同履行质量鉴定（如工程质量、产品质量）、合同效力相关鉴定（如签名真伪、印章形成时间）、清算程序合法性鉴定三类，发现：质量类鉴定申请成功率最低（25.3%），效力类次之（38.7%），清算程序类最高（61.2%）。这一差异与证据的可获取性密切相关——质量鉴定往往依赖原始检测数据、现场勘查等，而注销企业此类材料几乎全部灭失；清算程序鉴定则可通过工商档案、银行流水等间接证据完成，材料相对容易获取。这种鉴定类型依赖材料的现象，进一步凸显了材料保存机制的重要性。

对比这三组数据，一个清晰的结论浮现：注销企业合同纠纷中鉴定申请成功率低，根源不在于债权人无理取闹，而在于主体资格制度、清算义务人责任、证据保存规则等多重制度缺陷的叠加。若仅从程序层面限制鉴定申请，而不解决这些底层问题，所谓的程序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

四、路径重构：在程序刚性与实质弹性间寻找平衡点

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解决上海注销企业合同纠纷中鉴定机构申请的问题，不能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制度重构，在程序刚性与实质弹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具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

（一）明确鉴定申请主体：从单一被告到责任主体扩展

针对主体资格真空地带，应突破仅能以适格当事人为被告申请鉴定的传统思维，建立以清算义务人、股东为核心的责任主体制度。具体而言：

1. 债权人可直接以清算义务人或未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为被告申请鉴定，无需先以注销企业为被告进行程序空转。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在（2023）沪0112民初某号案件中已尝试这一做法，债权人直接起诉清算组要求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法院予以支持，案件审理周期缩短至6个月。

2. 明确清算义务人的程序当事人地位，允许其以名义被告身份参与鉴定程序，既避免主体不适格问题，又保障其抗辩权。这种做法借鉴了《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关于清算责任纠纷的规定，将责任主体与程序主体分离，实现形式与实质的统一。

个人见解：这种主体扩展并非对法人资格消灭原则的否定，而是对法人独立责任的补充——当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责任时，法律必须刺破面纱，让责任主体浮出水面。这就像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即便舞台（法人资格）已拆除，演员（股东）仍需为表演（合同履行）负责。

（二）建立材料强制提供机制：从谁主张谁举证到谁持有谁举证

针对鉴定材料散失风险，应重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强化清算义务人的材料提供义务。具体包括：

1. 明确清算义务人的证据保存与提供法定义务，规定其在清算期间必须编制《合同履行情况清单》，并随清算报告一并提交工商部门；未履行或履行不当的，视为其对债权人主张的自认。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2条，将持有证据拒不提供的举证责任倒置。

2. 建立材料缺失推定规则：若清算义务人无法提供合同履行关键材料，且无正当理由，法院可直接推定债权人主张的事实成立，无需鉴定。上海某基层法院在2023年审理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中，因清算组无法提供产品检测报告，直接采信债权人关于质量不合格的主张，判决支持全部诉请，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3. 推动企业注销档案电子化与信息共享，由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建立企业注销档案云平台，整合工商登记、税务申报、社保缴纳、合同履行等信息，便于法院调取鉴定材料。这一举措虽看似与鉴定无关，实则是解决材料散失的根本之策——当所有数据都能在线追溯，原始材料的物理灭失将不再成为障碍。

（三）优化鉴定机构选定程序：从法院主导到多元共治

针对鉴定方向交叉模糊，应建立法院释明+当事人协商+名册随机的多元选定机制，避免鉴定程序空转。具体设计为：

1. 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在受理案件后，应明确告知债权人鉴定事项的类型、可能涉及的责任主体及所需材料，避免因申请不明导致程序延误。

2. 引入鉴定事项优先级规则，若存在多个鉴定事项，应按照合同履行质量→合同效力→清算程序合法性的顺序依次处理，优先解决影响案件核心事实认定的鉴定需求。

3. 完善鉴定机构名册制度，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市场监管局、司法局建立注销企业纠纷鉴定机构专门名册，选取在工程质量、产品质量、清算审计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机构，并采用随机选定+当事人协商的方式确定，兼顾效率与公正。

（四）完善配套救济制度：从单一判决到多元化解

应通过多元化解机制，减少对鉴定程序的过度依赖。具体而言：

1. 推广诉前鉴定+调解模式，在起诉前由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争议事实进行初步鉴定，再通过调解化解纠纷。上海长宁法院2023年试点这一模式，注销企业合同纠纷调解成功率达62%，远高于普通诉讼的35%。

2. 建立鉴定费用缓减免制度，对经济困难的债权人，可申请鉴定费用、减交或免交，避免因费用门槛放弃鉴定权利。

在制度重构中实现注销与救济的平衡

上海注销企业合同纠纷中鉴定机构申请的问题，本质上是市场效率与权利保护、程序稳定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平衡难题。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单纯的程序严格只会让债权人维权无门，而盲目的实质突破又将破坏市场秩序的稳定。唯有通过明确责任主体、强化材料义务、优化鉴定程序、完善配套救济的制度重构，才能让注销成为市场有序退出的通道，而非逃避责任的避风港。

正如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所言：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自由。在注销企业合同纠纷的语境下，鉴定制度的终极目标，正是通过查明事实、分清责任，让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在退出时干干净净，让每一个债权人都能在维权时有路可循。这不仅是司法文明的体现，更是上海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