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注销登记的核准文件盖下公章，市场主体资格的生命时钟便戛然而止。若此时企业名下的担保责任尚未解除，一场关于形式退出与实质责任的博弈便悄然拉开序幕——工商变更作为企业退场的最后一道闸门，究竟该为未竟的担保责任放行还是设卡？这一问题不仅考验着市场主体的契约精神，更折射出商事登记制度与债权保护机制之间的深层张力。本文将从现实困境出发，结合数据与案例，在观点碰撞中探索工商变更的平衡之道，并尝试跳出法律条文本身，从更广阔的社会信任维度审视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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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局显现：注销、担保与工商变更的三重矛盾

企业注销本是市场新陈代谢的必然环节，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全国日均企业注销量达1.2万户，其中简易注销占比达65%，反映出便捷退出政策导向的成效。但另一组数据却揭示了的反面：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度司法研究课题《企业注销后责任承担问题实证分析》显示，在审结的1.8万件企业注销后纠纷中，担保责任纠纷占比42.3%，且78%的债权人表示直至起诉时才发现企业已注销。这意味着，每100件注销企业中，就有近30件可能带着未解除的担保包袱悄然退场，而工商变更登记作为注销的法定程序，正成为风险传导的隐形通道。

矛盾的核心在于三重张力：其一，效率与安全的张力。企业注销追求快进快出，而担保责任解除需慢审细查，当工商部门以形式审查为原则时，如何避免带病注销？其二，自治与他治的张力。企业自主注销是市场自由，但债权人不知情状态下，担保责任是否因注销而自然免除？其三，历史与现实的张力。早期企业注销程序中，担保责任核查并非必经环节，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如何通过现行工商变更制度消化？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工商变更陷入放则风险失控，管则效率低下的两难。

二、观点碰撞：工商变更应严控还是放行？

围绕担保责任未解除时能否办理工商注销，学界与实务界长期存在分歧，两种观点的碰撞恰似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拉锯战。

观点一：严格前置审查，注销以担保责任解除为前提。持此论者多为债权人保护 advocates，其核心逻辑是：工商部门作为市场准入的守门人，有义务确保企业退出时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在《商事登记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中提出：注销登记不是‘橡皮图章’，若企业存在未到期担保，工商部门应暂缓注销，直至提供担保责任已履行或债权人同意的证明。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地方法院的支持，如在某银行诉A公司股东责任案中，法院认定工商部门在A公司未就担保事项进行公告的情况下核准注销，存在审查过失，需承担相应补充责任。

观点二：形式审查为主，责任承担与注销登记脱钩。以市场监管系统内部人士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工商部门的核心职责是核对材料真实性，而非审查法律关系的有效性。若要求工商部门逐一核查企业是否存在未解除担保，不仅会大幅延长注销周期（据测算，平均延长15-20个工作日），还会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审查失灵——工商部门如何实时掌握企业对外担保情况？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在《商事登记的功能定位与改革方向》中指出：过度强调工商部门的实质审查，会使其陷入‘全能政府’的误区，不如通过‘股东责任延伸’‘信用公示’等机制，让责任‘跟着企业走’，而非‘卡在登记上’。

个人立场演变：从严控论到平衡论的转向

最初，笔者倾向于严格前置审查，毕竟带病注销对债权人显然不公。但深入调研后，发现严控论存在致命缺陷：其一，技术可行性不足。目前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尚未与法院担保物权登记系统实时对接，工商部门难以主动掌握未到期担保信息；其二，成本收益失衡。为堵住少数恶意注销的漏洞，却让大量正常退出的企业承担额外时间成本，与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背道而驰；其三，责任转嫁风险。若因工商部门审查疏漏导致债权人损失，是否要由行政机关兜底？这显然超出了其法定职责范围。

那么，能否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笔者认为，工商变更的核心应是信息透明而非实质审批——不强制要求注销前解除担保，但必须确保债权人知情权，并通过后续责任机制倒逼企业主动处理。这一立场在接触到某地试点案例后更加坚定：2022年，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推行注销前担保责任公示期制度，要求企业在申请注销时，需在公示系统发布担保情况说明，公示期届满无异议方可办理注销。试点一年后，该地区企业注销后担保纠纷量下降63%，而注销周期仅增加3个工作日。数据证明，放行不等于放任，透明才是平衡效率与安全的关键。

三、破局路径：工商变更的透明化与责任化重构

基于前述分析，处理企业注销后担保责任未解除的问题，需从工商变更这一前端环节入手，构建事前预警、事中透明、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机制。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推进：

（一）事前：建立担保事项强制申报制度，打破信息孤岛

当前企业注销登记中，对外担保情况并非必填项，这直接导致工商部门两眼一抹黑。建议在《企业注销登记管理办法》中增设条款，要求申请注销的企业主动申报未到期担保情况，包括担保合同编号、债权人、担保金额、到期日等基本信息。打通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全国法院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市场监管总局涉企经营异常名录等平台，实现担保信息的一键查询。

这一制度看似增加了企业填报负担，实则是对诚信退出的激励。对于如实申报且无争议的担保，工商部门可正常办理注销；对于隐瞒或虚假申报的，纳入失信名单并限制相关责任人再创业资格。正如某地市场监管局负责人所言：与其让企业带着‘担保’注销，不如让它在阳光下‘拆弹’。

（二）事中：引入债权人异议公示期，保障知情权与异议权

即便企业主动申报担保，债权人仍可能因信息滞后而蒙受损失。借鉴深圳经验，可设立注销前担保责任公示期，期限建议为20个工作日（简易注销可缩短至10个工作日）。在此期间，任何利害关系人（尤其是债权人）均可对担保事项提出异议，工商部门收到异议后应中止注销程序，直至异议解决。

这里的关键是异议处理机制。若债权人主张担保责任未解除，企业需提供已履行担保义务的证据（如银行还款凭证、债权人书面豁免证明等）；若企业无法提供，债权人可向法院提起撤销注销之诉，由司法权介入判断。这种行政程序+司法程序的衔接，既避免了工商部门陷入实体判断的泥潭，又为债权人提供了救济渠道。

或许有人会问：公示期过长是否会变相绑架企业注销？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20个工作日的公示期在可接受范围内；对于无争议的担保，企业可与债权人提前协商解除（如提供替代担保、提前清偿债务等），公示期仅是最后防线。

（三）事后：强化股东责任延伸，让责任不随注销而灭

即便工商变更程序完成，担保责任也并非一笔勾销。根据《民法典》第70条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及《公司法》第3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企业注销后，原股东应在未清偿担保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但问题在于：债权人如何知晓谁该负责？这就需要工商变更登记中股东责任承诺的配套。建议在注销登记材料中增加《股东责任承担承诺书》，明确若企业存在未解除担保导致债权人损失，股东愿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并由工商部门将该承诺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如此一来，债权人可通过公示系统快速锁定责任主体，降低维权成本。

这里可引入一个看似无关却极具启发性的类比：古代门阀制度下，家族成员需对族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血缘绑定虽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却暗含责任可追溯的逻辑。现代企业制度用有限责任替代了无限责任，但有限责任不等于无责任——当企业注销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时，让股东站出来承担剩余义务，恰是对有限责任本质的回归：责任与权利对等，方能维护市场信任。

四、制度反思：从管理逻辑到服务逻辑的范式转换

企业注销中担保责任未解除的问题，表面是工商变更的技术性难题，深层则是商事登记制度管理逻辑与服务逻辑的冲突。长期以来，工商部门更侧重于管企业——通过审批、监管确保市场秩序；但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其角色正转向为企业服务为市场赋能。这种转变要求工商变更登记从重形式向重实质效果过渡，即不仅要办结手续，更要防范风险。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维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协同作用。担保责任未解除的本质是失信行为，若能将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恶意注销的企业及其股东实施联合惩戒（如限制高消费、禁止参与招投标等），远比单纯在工商环节设卡更有效。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言：自由的核心是能力，而市场主体的能力，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当诚信注销成为社会共识，担保责任自然会在退出前得到妥善处理。

让工商变更成为干净退出的护航者

企业注销与担保责任未解除的困局，本质上是市场效率与交易安全的永恒博弈。工商变更作为这一博弈的裁判，既不能因噎废食、过度干预，也不能放任自流、推卸责任。唯有通过信息透明化打破信息壁垒，通过责任明确化倒逼诚信退出，才能让企业注销真正成为新陈代谢而非逃废债务的工具。

或许，我们最终追求的并非完美制度，而是动态平衡——在效率与安全、自治与他治、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那个既能激发市场活力，又能守护公平正义的黄金分割点。而工商变更，正是这一平衡点的最佳实践场。当每一份注销登记都经得起担保责任的检验，市场主体的退出自由才能真正转化为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