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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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外资企业撤资引发的税务争议与赔偿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深入了解税务争议调解的实际操作与难点，本刊记者林薇在某商务区静语茶馆专访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从业者：税务争议调解专家李哲教授、某外资企业税务部前总监王磊、通过调解获得赔偿的中小外资企业主张婷。访谈从下午持续至傍晚，茶馆内茶香袅袅，书架上的法律与财经书籍与对话内容形成微妙呼应。

一、外资撤资，税务争议为何扎堆？

林薇（访谈者，以下简称林）：李教授、王总监、张总，感谢三位接受访谈。首先想请教一个基础问题：近年来外资企业撤资时，税务争议为何高发？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李哲（税务争议调解研究中心主任，以下简称李）：外资撤资时的税务争议，本质上是历史问题与退出机制碰撞的结果。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多年，可能存在转让定价不合规、常设机构认定模糊、税收优惠适用争议等历史遗留问题。而撤资时，企业急于完成清算、资产处置，税务机关则需确保税收债权不受损，双方在时间压力和利益诉求上天然存在张力。争议类型上，我总结为三大焦点：一是转让定价调整，比如关联交易定价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撤资时税务机关可能对历史年度进行追溯调整；二是资产处置所得，比如不动产、无形资产转让是否足额申报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清算是否准确；三是税收协定适用，比如是否构成受益所有人，能否享受协定优惠税率。

王磊（某外资企业税务部前总监，以下简称王）：李教授说得非常系统。从实操看，很多企业撤资时才突然发现埋雷——我们公司2022年撤出华东市场时，就被税务局指出2018年的一笔技术使用权转让定价偏低，要求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1.2亿元。当时我们很委屈，因为这笔交易当时有第三方评估报告，但税务局认为评估方法选择不当。（停顿，喝了口茶） 这背后其实是信息不对称：企业觉得合规了，税务机关觉得不充分，而撤资时双方都没时间慢慢掰扯，矛盾就爆发了。

张婷（中小外资企业主，以下简称张）：我们公司规模小，没王总监他们那么复杂，但坑也不少。2021年我们想把广东的工厂转卖给本土企业，税务局过来查账，说我们2019年购入的一批设备入账价值偏低，导致折旧多计、利润少缴，要补税80万。我们当时就急了——设备是供应商统一报价的，怎么就偏低了？后来才知道，税务局参考了同期的海关进口价，但我们没考虑到运输险费没包含在内。（叹气） 撤资时本来就资金紧张，这笔补税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

二、调解：比诉讼更划算的争议解决路径？

林：看来外资撤资的税务争议确实复杂。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调解而不是直接诉讼或稽查协商？

李：调解的核心优势在于效率与灵活性。诉讼周期长、成本高，且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法院可能完全支持税务机关，也可能部分支持，但双方都难满意。而调解是第三方中立介入，帮助企业与税务机关在法律框架内寻找利益平衡点。比如税务稽查与稽查协商中，企业可能对定性有争议，但对金额部分愿意妥协，调解就能促成无争议部分先确认，有争议部分再协商的阶段性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调解协议经税务机关确认后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既能避免企业被认定为偷税影响信用，也能保障税务机关及时收税，是双赢机制。

王：我补充一个隐性优势：声誉成本。外资企业撤资时，如果陷入漫长的税务诉讼，很容易被舆论解读为逃税，影响品牌形象和后续在其他地区的投资布局。我们当时评估过，如果诉讼，至少要打2-3年，律师费、专家证人费可能超过500万，而且胜负难料。后来通过调解中心，3个月就谈下来了，虽然补了税，但没公开报道，对企业声誉影响很小。（点头） 对很多外企来说，体面退出和税务成本同样重要。

张：对！我们一开始也想硬扛，觉得税务局欺负小企业，打算请律师打官司。后来咨询了律师，律师说诉讼费至少20万，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工厂越没法卖，资金链可能先断了。（苦笑） 后来朋友推荐了区税务局的争议调解室，调解员是个老税务，听了我们的情况，说你们把采购合同、物流单据找来，我们一起看看。他把海关数据和我们的单据对比后，发现确实是信息差，最后同意只补税50万，还允许我们分期缴纳。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

三、赔偿争议：如何界定合理范围与责任边界？

林：提到赔偿，很多企业会困惑：如果税务机关在稽查中存在程序违法或事实认定错误，企业能否主张赔偿？赔偿范围又该如何界定？

李：这个问题触及了税务争议的核心——权利救济。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如果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比如稽查程序不合法、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企业有权要求行政赔偿。但实践中，赔偿争议往往比税款争议更复杂，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违法行为的认定，比如是否违反了《税务稽查工作规程》中两人以上执法告知程序等规定；二是损失与违法行为的因果关系，比如企业主张因稽查查封导致生产线停产，需要提供停产损失与查封行为直接关联的证据。

王：我们遇到过类似情况。2021年撤资时，税务局稽查局突然来查封账簿，但只出示了检查通知书，没有查封决定书，而且查封了我们的核心服务器，导致业务中断了3天。我们当时就提出异议，后来调解时，我们不仅要求调整不合理的税款，还主张这3天的停产损失（约200万）。（皱眉） 但税务机关认为程序瑕疵不影响稽查合法性，拒绝赔偿。最后调解员提出折中方案：税务机关承认程序不规范，企业放弃停产损失赔偿，但税款从1.2亿调减至8000万。对企业来说，虽然没拿到全部赔偿，但减少损失比追求赔偿更现实。

张：我们没遇到那么大的争议，但确实有小插曲。调解时，税务局说我们少缴税是因为故意隐瞒，要加收滞纳金（日万分之五）。我们委屈啊，明明是理解错误，怎么能算故意？调解员帮我们翻了当时的沟通记录，发现我们确实在申报时问过这个费用能不能税前扣除，税务局当时回复再研究，后来没给书面答复。（语气激动） 最后调解员说：税务机关有告知义务，企业也有合规责任，滞纳金减半吧。虽然没全免，但至少承认了双方都有责任，没那么冤。

四、调解实操：技巧、难点与破局点

林：从三位的分享看，调解既是技术活也是心理战。能否结合具体案例，谈谈调解中的关键技巧和难点？

李：调解的技巧可以总结为三步走：准备阶段要吃透政策，比如企业要熟悉《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税务机关要掌握《税收征管法》及最新司法解释，避免拍脑袋决策；沟通阶段要换位思考，企业要理解税务机关的KPI压力（比如税收任务、执法规范性），税务机关要体谅企业的经营困境（比如撤资时的资金压力）；方案阶段要灵活创新，比如用分期缴纳以税抵债历史遗留问题打包处理等方式突破僵局。难点则在于证据链的完整性——很多企业平时不注重税务档案管理，撤资时找不到当时合规的证据，导致调解中被动。

王：我补充一个谈判技巧：抓大放小。我们当时争议金额1.2亿，其中3000万是利息计算方式争议，9000万是应纳税所得额认定。如果纠结于利息，可能谈不拢；但如果先承认应纳税所得额有问题，只争取利息计算方式优惠，成功率反而高。最后我们同意补9000万本金，但按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滞纳金，比原来的日万分之五低了近一半。（点头） 调解不是赢者通吃，而是各退一步。

张：对我们小企业来说，最难的是专业度不够。一开始我们连APA（预约定价安排）成本分摊协议这些术语都不懂，跟税务局沟通时总被带偏。后来调解员帮我们请了第三方税务师，把我们的账务重新梳理了一遍，用数据说话——比如证明设备采购价确实包含运费，比我们空口解释我们没低报有用多了。（感慨） 所以啊，遇到争议别硬扛，找个专业的人搭把手太重要了。

五、给企业的建议：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合规

林：能否给正在或计划撤资的外资企业一些具体建议？

李：我建议企业做到三个提前：提前自查，撤资前1-2年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历史税务问题进行全面体检，特别是转让定价、资产处置、税收优惠等重点领域；提前沟通，主动向税务机关说明撤资计划，了解潜在的税务风险，争取预沟通机会；提前准备，整理好历年合同、发票、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建立完整的税务档案，万一发生争议，才能有据可依。

王：从实操经验看，专业团队必不可少。我们撤资时，团队里除了税务律师，还有转让定价专家、 former 税务官员——他们熟悉税务机关的思维逻辑，知道哪些问题可以谈，哪些必须让。时间管理也很关键，不要等到最后期限才启动调解，越早开始，越有回旋余地。

张：对普通企业主来说，心态放平最重要。一开始总觉得税务局肯定要整我，后来发现，大部分税务干部还是讲道理的，只是公事公办。遇到争议别怕，也别躲，积极沟通，该解释的解释，该认错认错，反而能更快解决问题。（微笑） 我们现在跟原来的税务局关系还不错，他们还说下次有投资可以找我们咨询。

【访谈后记】

走出茶馆时，暮色已浓。三位访谈者的观点在脑海中交织：李教授的专业理性、王总监的实战经验、张总的草根智慧，共同勾勒出外资撤资税务争议调解的复杂图景。调解，本质上是一场在法律框架下的利益博弈，但更是一种智慧妥协——企业需要放下侥幸心理，税务机关需要保持柔性执法，而专业的调解机制，则是双方走向共赢的桥梁。

随着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税收法治的不断完善，相信未来外资企业的退出之路会越来越顺畅。正如李教授所言：争议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解决争议的诚意和机制。在博弈与妥协中寻找平衡点，不仅是税务争议调解的精髓，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