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终止与注销视角下中外合资企业合同处理：法律、财税与商业的三重博弈<

>

一、现象与问题：当契约之锚松动，合营企业如何平稳退出？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重构叠加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中外合资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的设立-运营-退出生命周期正经历显著变化。据商务部《2022年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显示，全国合营企业注销数量同比上升18.7%，其中约65%的案例涉及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纠纷，而因合同处理不当导致的额外税务成本与法律风险，平均占企业清算资产的15%-20%（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2023）。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是：合营企业在设立时往往投入大量资源设计合同条款，却在退出阶段对合同处理缺乏系统规划——当契约之锚松动，法律合规、财税效率与商业可持续性之间如何平衡？这不仅关乎企业退出成本的高低，更涉及跨境利益分配、市场秩序稳定乃至国际投资信心。

二、合同处理的复杂性：多维冲突下的解构-重构难题

合营企业提前终止或注销时的合同处理，本质上是存量契约与清算需求的动态适配过程。其复杂性源于合同类型的多样性、法律适用的交叉性及利益主体的多元性，需从法律、财税、商业三个维度解构。

（一）法律维度：契约严守与清算效率的张力

合同的核心是意思自治，但清算程序的特殊性对契约严守原则提出了挑战。以买卖合同为例，若合营企业作为买方已支付预付款但未收货，作为卖方的第三方债权人可能要求继续履行，而清算组为快速变现资产则倾向于解除合同并返还预付款。法定解除权（如《民法典》第563条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与约定解除权（如合同中合营企业解散时自动终止条款）的适用边界便成为争议焦点。

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由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团队开展的研究显示，在合营企业注销涉及的合同纠纷中，约42%源于合同解除程序的不规范——如未履行《民法典》第565条规定的通知义务，或未进行必要的催告程序；另有28%的争议与合同解释直接相关，特别是外方股东主张的技术许可合同因清算终止而产生的预期利益损失，其赔偿范围常因条款模糊引发诉讼（华东政法大学，2023）。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合营企业合同中的清算条款普遍存在设计缺陷——要么过于原则化（如清算时按法律规定处理），要么忽视跨境法律冲突（如未约定外国法与中国法的适用顺序），导致退出时陷入程序空转与实体扯皮的双重困境。

（二）财税维度：资产处置与债务清偿的税负陷阱

财税处理是合同清算中的隐性成本，其复杂性在于税会差异与跨境税务的双重叠加。以最常见的设备处置为例：若合营企业将未提足折旧的设备出售给关联方，会计上可能确认资产处置损失，但税务上需按公允价值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13%）及企业所得税，若设备原值100万元、折余价值60万元、公允价值80万元，企业需补缴增值税（80-60）×13%=2.6万元，企业所得税（80-60）×25%=5万元，合计增加税负7.6万元。

更有甚者，债务清偿环节的债转股安排常成为税务争议焦点。某案例中，合营企业为清偿外方股东借款，约定以公司30%股权抵债，税务机关认为该行为属于以非货币性资产支付股息，需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10%），而企业主张债务重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财税〔2009〕59号），双方争议长达18个月。有趣的是，普华永道2023年《跨境企业退出税务规划报告》指出，合营企业注销时因合同处理不当产生的税务争议，平均解决周期为14-18个月，其中37%的案例最终进入行政复议或诉讼程序，企业额外承担的律师费、滞纳金及罚款平均占争议金额的30%以上。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合同清算中，税负最小化与税务合规性是否必然冲突？企业是否因过度追求节税而放大了整体风险？

（三）商业维度：短期清算与长期利益的权衡

商业可持续性是合同处理中常被忽视的软约束，其核心在于退出是否损害利益相关方的长期价值。以劳动合同为例，合营企业为快速裁员可能选择一次性支付经济补偿金（按《劳动合同法》第47条），但若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可能导致技术秘密泄露或客户资源断层，母公司品牌价值受损。某汽车零部件合营企业在注销时，为终止与核心供应商的长期供货合同，支付了合同总额30%的违约金（约200万元），虽法律无瑕疵，却导致该供应商转向竞争对手，母公司后续市场份额下降5个百分点——这种合规但不合理的处理，暴露了商业逻辑与法律逻辑的脱节。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合营企业合同处理中存在短期清算偏好——企业过度关注资产变现速度与债务清偿比例，忽视了对供应链、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妥善处置。这种偏好的背后，是清算责任人对免责的诉求（快速完成清算以规避个人责任），以及跨境股东对退出确定性的追求（避免陷入长期纠纷）。从长期看，这种短视行为可能损害母公司在华商业生态，甚至引发杀鸡取卵式的价值毁灭。

三、概念模型：合营企业合同处理的三维协同框架

为系统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构建法律-财税-商业三维协同框架（见图1），帮助企业在合同清算中实现合规、效率、价值的平衡。

图1：合营企业合同处理三维协同框架

```

法律维度（合规底线）

↗ 解除权确认 → 程序合法性 → 争议解决

/ / \\

（合同类型） / / \\

（利益主体）→ 合同清算处理 → 财税维度（效率核心） → 商业维度（价值导向）

\\ \\ /

\\ 税负测算 → 风险隔离 → 长期影响

\\ \\ /

财税维度（效率核心）

```

法律维度是基础，核心是程序合法+实体有据：需根据合同类型（买卖、借款、租赁等）明确解除权来源（法定/约定），履行通知、催告等程序，并通过补充协议或清算方案固定责任分配；

财税维度是核心，关键在税负可控+风险隔离：需区分不同合同的税务处理（如资产处置的增值税、所得税，债务清偿的所得税），利用税收协定（如中避免税协定）优化跨境税负，并通过合同分立（如将设备买卖+技术服务拆分为两个合同）降低整体税负；

商业维度是导向，目标是短期清算+长期价值：需对未履行合同进行分类处置——核心合同（如供应链协议）通过转让而非终止实现平稳过渡，非核心合同通过协商解除+补偿控制成本，同时妥善处理员工安置、品牌授权等软性问题。

四、批判性反思：框架的局限性与实践挑战

尽管三维框架提供了系统思路，但其落地仍面临三重挑战，需结合批判性思维辩证看待。

（一）法律最优是否等于综合最优？

实践中，法律合规与商业效率常存在冲突。例如，某合营企业为避免单方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选择继续履行与某供应商的长期供货合同，虽法律无风险，却导致清算资产被长期占用，增加了资金成本。这引出一个问题：当法律合规与商业效率冲突时，企业应如何权衡？本文认为，需以清算价值最大化为原则——若继续履行合同的收益（如避免违约金）大于成本（如资金占用损失），则选择继续履行；反之，则通过合法解除+合理补偿降低综合成本。

（二）财税筹划的边界：合理商业目的还是避税？

合营企业合同处理中，财税筹划常游走于合理商业目的与避税的边界。例如，外方股东通过技术许可费名义收取清算补偿，以适用特许权使用费免税条款（中避免税协定第12条），但若该技术许可在清算前并未实际使用，税务机关可能质疑其合理商业目的。对此，企业需保留技术使用证据（如生产记录、发票），并通过独立交易原则确定补偿金额，避免被认定为避税安排。

（三）跨境股东的利益博弈：谁为清算成本买单？

合营企业清算中，中外股东常因成本分担产生分歧。例如，中方股东倾向于快速清算、税负最小化，而外方股东主张优先补偿技术投入、预期利益损失。这种分歧的本质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若合同中未明确清算成本分担比例，需按出资比例或合同约定处理，但实践中常因隐性约定（如技术作价占比较高）引发争议。对此，建议在合营合同中嵌入清算条款，明确成本分担机制资产处置顺序及争议解决方式，从源头减少博弈。

五、未来方向与实践建议

（一）未来研究方向

1. 多学科协同研究：构建法律-财税-商业量化分析模型，测算不同合同处理方案的综合成本（如法律风险概率×损失金额+税负+商业价值损失），为企业提供最优解参考。

2. 跨境规则适配研究：关注OECD双支柱方案对合营企业合同处理的影响，特别是全球最低税（15%）对跨境清算补偿的冲击，探索税基侵蚀风险防控路径。

3. 技术赋能研究：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合同履约与清算中的应用，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清算条款（如债务清偿顺序、补偿金额），提高处理效率与透明度。

（二）实践建议

1. 前置规划：在合营合同中嵌入清算条款

明确合同终止条件（如合营期限届满股东会解散决议）、解除程序（通知期限、催告要求）、责任分配（违约金计算、损失赔偿范围）及争议解决（仲裁机构、适用法律），避免清算时无据可依。

2. 专业协同：组建法律-财税-商业清算团队

邀请律师、税务师、行业顾问共同参与合同处理，其中律师负责程序合法性与争议解决，税务师负责税负测算与风险隔离，商业顾问负责价值评估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

3. 分类处置：对未履行合同进行ABC分类管理

- A类（核心合同）：如供应链协议、技术许可合同，通过转让实现平稳过渡，优先寻找受让方（如母公司、关联方），确保业务连续性；

- B类（重要合同）：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通过协商解除+分期补偿降低一次性支付压力，同时保留担保措施保障债权人权益；

- C类（一般合同）：如小额采购合同，通过终止履行+退还预付款快速处理，避免长期占用清算资源。

4. 税务合规：构建全流程税务风险管理机制

在合同解除前完成税务健康检查，重点排查资产处置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会差异，债务清偿的所得税处理，以及跨境支付的预提税合规性；与税务机关保持沟通，争取特殊性税务处理或预裁定政策，降低争议风险。

六、结论

合营企业提前终止与注销时的合同处理，是法律、财税与商业逻辑的三维博弈。本文构建的三维协同框架为企业提供了系统思路，但其实践落地需克服法律最优陷阱财税筹划边界及跨境利益博弈等挑战。未来，随着全球投资规则变革与技术进步，合营企业合同处理将向智能化协同化合规化方向发展。对企业而言，唯有将合同风险管理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在设立阶段嵌入清算思维，在退出阶段坚持合规、效率、价值平衡，才能实现平稳退出与价值保全的双重目标，为跨境投资生态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