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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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小会议室里，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咖啡香，一场关于公司清算决议不能达成时劳动局如何介入的访谈即将开始。访谈者小林坐在对面，面前摊开着笔记本，眼神专注。参与访谈的三位对象——劳动法专家王律师、区劳动监察大队李队长、曾经历公司清算纠纷的劳动者张女士——陆续到场，简单的寒暄后，访谈正式开始。

【访谈对象】

- 王律师：某知名律所劳动法部主任，专注企业清算与职工权益保护10年，语言严谨，善用法律条文解释问题。

- 李队长：某区劳动监察大队一线执法人员，处理过50余起企业清算纠纷，语气务实，常以实际案例切入。

- 张女士：某破产制造厂前员工，公司因股东清算决议僵局拖欠工资8个月，最终通过劳动局介入维权成功，表达直接，情绪略带起伏。

【访谈实录】

小林（访谈者）：各位好，今天想聊一个很多劳动者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公司股东之间因为各种原因达不成清算决议，导致公司半死不活，员工的工资、社保、补偿金都没着落。这种情况下，劳动局到底能不能介入？怎么介入？我们先从王律师开始，法律上怎么定义清算决议不能达成？这会对劳动者产生什么直接影响？

王律师（略微前倾身体，手指轻敲桌面）：这个问题得分两层看。清算决议不能达成是公司治理层面的僵局，根据《公司法》第183条，公司解散后应成立清算组，若股东无法就清算组成员或方案达成一致，就属于决议僵局。对劳动者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职工债权无法实现——工资、经济补偿金、社保欠费这些法定优先权，前提是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如果连清算组都成立不了，这些债权就成了空中楼阁。

小林：也就是说，股东内斗最终要劳动者买单？那《劳动合同法》有没有给劳动者开绿灯？

王律师（点头）《劳动合同法》第44条明确，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劳动合同终止。但这里的关键是依法宣告破产——如果公司只是股东僵着不清算，还没到破产地步，劳动者想直接主张权利，确实缺乏直接依据。这时候就需要劳动局介入，通过行政手段打破僵局。

小林（追问）：劳动局介入的法律依据具体是什么？是主动介入，还是需要劳动者申请？

王律师（翻开笔记本）：《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11条规定，劳动局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包括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经济补偿金等。即使公司没破产，只要存在欠薪等违法行为，劳动局就可以依职权主动立案，或者接到劳动者投诉后介入。这里的关键词是劳动监察——它不直接解决清算问题，但能通过责令支付、行政处罚等手段，倒逼股东履行清算义务。

小林（转向李队长）：李队长您好，您在一线处理过这么多案例，当公司清算决议僵局时，劳动者通常是怎么找到劳动局的？一般会反映哪些问题？

李队长（搓了搓手，语气带着基层工作的务实）：大多都是集体投诉，十几个、几十个员工一起过来，情绪都比较激动。最常见的就是老板说股东在吵架，没钱发工资，还有社保断缴、工伤待遇没着落这些。去年我们处理过一个机械厂案例，股东两个，一个想快点清算拿设备抵债，一个想拖着等市场回暖，结果员工工资拖了半年，车间里都闹罢工了。

小林：这种情况下，劳动局第一步会做什么？直接找股东谈话吗？

李队长（摆手）哪有那么简单。第一步肯定是调查取证，得先确认公司是不是真的清算僵局，欠薪金额有多少。我们会调取公司的工商登记、银行流水、考勤记录，有时候还得去现场看看设备还在不在，有没有被偷偷转移。有一次，我们查到股东把公司唯一的一台加工机卖了，钱转到自己账户，这性质就变了——从清算僵局变成转移财产，后续处理就完全不一样了。

小林：如果股东就是不配合，说清算组没成立，我们说了不算，怎么办？

李队长（眼神严肃）这就涉及到责令支付和移送司法了。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18条，我们查实欠薪后，会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公司在15天内支付。如果到期还不给，就进入行政处罚阶段——罚款，把失信信息纳入征信，甚至对责任人实施限制高消费。最狠的一招，是建议债权人（包括劳动者）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股东无法自行组成清算组的，债权人可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这时候劳动局可以提供监察证据，作为法院指定的依据。

小林：也就是说，劳动局其实能撬动司法程序？

李队长（点头）对，这就是行政与司法的衔接。去年那个机械厂，我们发了指令书后股东还是拖着，我们就帮员工收集证据，指导他们去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法院受理后，指定了第三方清算组，优先清偿了职工债权。员工拿到工资那天，好几个人当场哭了——他们以为钱肯定打水漂了。

小林（看向张女士）：张女士，听说您之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能和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吗？您和同事们是怎么想到找劳动局的？

张女士（身体微微前倾，声音有些发紧）：那是2021年的事了，我在一家服装厂做了8年，突然厂里说股东闹矛盾，暂时发不出工资。一开始我们还以为老板在找借口，后来才知道两个股东为了清算方案吵翻了，一个想卖设备还债，一个想等年后旺季再处理，结果拖了8个月，工资、社保一分没给。家里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吃药，大家实在等不下去了，就一起去了劳动局。

小林：去劳动局之前，你们有没有找过股东？他们怎么说？

张女士（苦笑）找过啊！老板说我也是打工的，股东不签字我没办法，另一个股东更直接，说有本事告我去。我们当时都懵了，告谁？公司没钱，股东互相推诿，感觉掉进无底洞了。还是有人提醒我们找劳动局，他们管老板不给钱的事。

小林：劳动局介入后，事情有转机吗？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张女士（深吸一口气）有转机，但过程不容易。劳动局的人来了之后，先让我们填表、提交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还去厂里拍了照片——机器都生锈了，仓库里堆着没卖出去的衣服。后来他们找老板谈话，老板一开始还嘴硬，说公司没钱，劳动局的人就把《责令改正指令书》拍在桌上，说没钱就卖设备，不卖就查你个人账户。大概过了半个月，老板突然通知我们去领钱，说股东怕被列入失信名单，终于同意卖设备还债。我拿到了3万多元工资，虽然不多，但至少能过个年了。

小林：现在回想起来，您觉得劳动局介入最关键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没有他们，你们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张女士（眼眶有点红）关键作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说法。之前我们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劳动局来了之后，终于有人帮我们说话、撑腰。如果没有他们，估计设备早就被股东偷偷卖了，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可能真的要闹出大事。

小林（个人评论）：听完三位的分享，我最大的感受是，公司清算决议僵局看似是股东间的内斗，最终受伤的往往是普通劳动者。而劳动局的介入，就像在僵局中打开了一道缝隙——它不直接解决股东矛盾，但通过行政监察、责令支付、司法移送等手段，把职工债权这个优先权落到实处。李队长提到的强制清算和司法衔接，更是让劳动者从无助变成了有据可依。张女士的经历也印证了一点：维权意识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有兜底的部门为劳动者撑腰。

小林：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未来再遇到类似情况，您对劳动者有什么建议？对劳动局的工作有什么期待？

王律师：劳动者要第一时间收集证据——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沟通记录，这些都是维权的弹药。同时要明确，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可以并行：劳动监察解决违法事实（如欠薪），劳动仲裁解决债权确认，双管齐下效率更高。

李队长：期待的话，希望未来能建立企业清算预警机制。比如工商部门在企业办理注销登记时，同步推送信息给劳动局，劳动局提前介入，避免出现人去楼空的情况。也希望劳动者能更理性维权，集体投诉时推选代表，配合调查，这样处理起来更快。

张女士（抢话）对，一定要相信劳动局！别听老板忽悠告也没用，我们当时也有人这么劝，但最后还是靠劳动局拿到了钱。还有，大家要团结，一个人去可能没人理，一群人去，劳动局才会重视。

【访谈总结思考】

访谈结束时，窗外的阳光已经偏西，但会议室里的讨论氛围依旧热烈。从法律条文到基层实践，从制度设计到个体经历，三位访谈对象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劳动局介入清算僵局的全貌：当股东因利益纠葛陷入清算僵局，劳动者权益成为被牺牲的代价时，劳动局通过劳动监察—责令支付—司法移送的链条，将纸面上的职工债权优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钱袋子。

这背后，是行政权力对市场失灵的必要纠偏，也是对劳动者权益至上理念的践行。正如王律师所言，清算僵局本质是公司治理问题，但劳动局的介入，让治理问题不至于演变为社会问题。李队长案例中的强制清算，张女士口中的终于有了说法，都在告诉我们：在复杂的商业纠纷中，劳动者的声音需要被听见，权益需要被守护。

维权不能仅靠事后介入。建立企业清算预警、完善部门信息共享、提升劳动者维权意识，或许才是从源头减少清算僵局伤及劳动者的根本之道。这场访谈不仅解答了劳动局如何介入的技术问题，更让我们看到了制度温度在现实中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