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我书桌上的台灯还亮着。指尖划过平板里那个刚结案的卷宗——一家经营了八年的文创公司，上个月完成了简易注销，法人代表李哥在注销登记表上签下名字时，长舒了一口气的样子，我至今记得。可就在注销前三天，法院传票刚寄到公司旧址，是之前合作过的一家设计工作室起诉他们拖欠尾款五万八。李哥当时在电话里跟我说：小王，注销流程都走到最后一步了，这官司要不先拖着？反正公司都没了，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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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通电话之后，我帮着李哥把法院的材料退了回去，理由是主体已注销，无法应诉。后来设计工作室的律师联系我，语气很无奈：我们连被执行人都找不到了，这笔账只能烂在手里。挂了电话，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简易注销通过的通知，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这件事过去半年了，我总在深夜想起——企业注销时，那些悬而未决的诉讼，真的能这样一笔勾销吗？

一、被忽视的尾巴：注销流程里的诉讼陷阱

最初入行时，我对企业注销的理解，还停留在清税-公示-拿注销证明的线性流程里。直到2019年处理过一个案子：一家贸易公司因股东矛盾决定解散，清算组在报纸上发布了注销公告，45天后顺利注销。没想到半年后，公司之前的供应商拿着一份未履行完的供货合同，把公司曾经的股东告上了法庭，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清算组在公告时，根本没告知公司还有这份未到期的合同。

当时我作为公司的财税顾问，全程参与了清算工作。我一度认为，只要按《公司法》的规定完成了公告程序，法律上就算尽到了通知义务，公司注销后债务自然与股东无关。可法院最终判决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理由是清算组未履行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的义务——那份供货合同的供应商，明明在合作期间留过详细的联系方式，清算组却只做了报纸公告，没有逐一电话或函件通知。

这个案子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企业注销不是终点，而是债务和纠纷的清算起点。尤其是未了结的诉讼，就像一条没剪断的尾巴，注销时没处理好，就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突然咬回来。可现实中，太多企业把注销当成了甩包袱的机会，把未了结的诉讼当成了可以忽略的细节。

二、效率与正义的拉扯：传统做法里的灰色地带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企业在注销时对诉讼冷处理的方式。有的像李哥那样，干脆不接传票，等法院缺席判决后，再以主体不存在为由逃避执行；有的则在清算报告中故意隐瞒诉讼，把或有负债写成零，利用市场监管部门对简易注销的形式审查，快速退出市场；更有甚者，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让赢了官司的债权人拿到一纸执行不能的裁定。

我曾一度认为，这些做法虽然不地道，但也是市场主体的无奈之举——小微企业本就抗风险能力弱，经营不下去了，还要花时间精力去打一场注定赢不了的官司，是不是太较真了？毕竟，从效率角度看，企业注销越快，资源就能越快流向新的市场主体，对整个经济反而是好事。

但这种想法，在我读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后，开始动摇。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企业注销时的诉讼处理，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博弈。如果为了追求注销效率，就允许企业通过程序漏洞逃避诉讼责任，那受损的不仅是债权人的个体利益，更是整个市场的信用根基——当企业知道注销就能赖账，谁还敢放心合作？谁还愿意相信契约精神？

更讽刺的是，这种灰色地带已经成了行业里的潜规则。我见过不少同行在给企业做注销方案时，会贴心地建议：要是还没打完的官司，要么赶紧撤诉，要么就当不知道，反正现在简易注销快，等他们发现，你都注销完了。这种默契，让注销流程从法律程序异化成了技术操作，法律成了可以规避的工具，而不是保护权利的盾牌。

三、从甩包袱到负责任：我逐渐想明白的事

去年冬天，我接了一个新案子——一家餐饮连锁公司因疫情决定关停全国二十家门店，其中有三家门店还因为租赁合同纠纷在打官司。老板张姐一开始的想法和李哥一样：注销的时候把这三家店‘摘出去’，剩下的主体注销干净，谁还管那些破事？

但这次我没像以前那样配合。我花了三天时间，把这三家店的诉讼材料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又带着法务去见了三个房东。张姐很不解：小王，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折腾这些干嘛？注销了不就完了？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和张姐聊了很久。我跟她讲起2019年那个贸易公司的案子，讲起设计工作室律师无奈的眼神，也讲起罗尔斯说的正义。张姐，我说，咱们现在关店，是因为疫情，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但租赁纠纷是实实在在的，人家房东可能还指着这笔钱发工资。咱们要是注销了不管，他们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会不会觉得咱们这家店从一开始就是‘骗子’？

张姐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小王，我以前总觉得注销就是‘结束’，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个‘开始’——开始对过去有个交代。

后来，张姐采纳了我的建议：没有急于注销主体，而是先和三家房东达成和解，支付了拖欠的租金和违约金，撤回了诉讼。三个月后，公司顺利注销，清算报告里或有负债一栏清清楚楚写着已结清。张姐在注销后的邮件里跟我说：谢谢你，小王。虽然多花了点钱，但睡得踏实了。

这件事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企业注销这件事。我逐渐意识到，注销不是逃避责任的出口，而是承担责任的仪式。就像一个人搬家，不能把垃圾留在屋里就走；企业注销，也不能把未了结的诉讼扔给社会。法律之所以规定清算程序，不是为了刁难企业，而是为了让退出市场的主体，能体面、负责地画上句号。

四、困局与破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现实中的问题远比张姐的案例复杂。比如，有些诉讼标的额巨大，企业根本无力偿还，这时候强制要求解决所有诉讼再注销，是不是会导致企业想退退不了，反而成了僵尸企业？再比如，有些债权人故意拖延诉讼，等企业注销了再来主张权利，这又该如何平衡？

这些困惑，我至今没有找到完美的答案。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两个方向努力：

一是法律层面，能不能建立更灵活的诉讼担保机制？比如，对于未了结的诉讼，企业注销前可以不一定要胜诉，但必须提供足额担保（比如保证金、抵押物），确保债权人未来能拿到执行款。这样既能让企业顺利退出，又能保护债权人权益。

二是行业层面，财税人员、律师这些专业中介，能不能守住底线？我们不仅是流程操作者，更是市场秩序的守门人。如果每个从业者都能像拒绝张姐的甩包袱想法那样，拒绝客户的违规操作，或许那些灰色地带就会越来越小。

写到这里，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我想起李哥注销后给我发的一条微信：小王，前几天碰到之前设计工作室的人，他说那五万八最后算了，就当交了学费。我苦笑了一下，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有些学费，交一次就够了；但如果整个行业都默认这种交学费的方式，那最终损害的，可能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商业环境。

企业注销时的诉讼处理，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关于责任与信用的必答题。作为财税人，我们或许无法改变所有规则，但至少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多问一句这样真的好吗？，多坚持一点该有的原则。

毕竟，市场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而企业的体面退出，从来不是注销证明上的一个公章，而是对过往纠纷的负责，对未来市场的敬畏。这，或许才是企业注销这门必修课，真正想教给我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