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区公司注销税务审计中责任追究方式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多维互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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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个被忽视的监管悖论

在松江区某科技园区，一家成立5年的小微企业因经营不善申请注销。税务审计发现，该企业2022年有一笔50万元的研发费用未按规定留存备查资料，最终被追缴企业所得税12.5万元，法定代表人被处以罚款1万元。几乎园区内另一家资产规模超亿元的公司在注销时，被查出隐匿收入300万元，却仅以补缴税款+滞纳金了事，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种小过重罚、大过轻纵的现象，并非孤例。它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公司注销这一特殊节点，税务审计责任追究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为何相似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差异悬殊？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执法技术问题，更是监管逻辑与制度设计的深层矛盾。

一、现状扫描：松江区注销税务审计责任追究的数据迷局

要理解责任追究的复杂性，首先需要直面现实数据。有趣的是，最近一项由上海财经大学财税研究中心对松江区2021-2023年500家注销企业的跟踪调研显示：68%的企业在注销环节存在不同程度的税务不合规问题，其中账证不符（占比32%）、费用扣除不合规（占比28%）和收入确认时点错误（占比18%）是最常见的三类问题。最终进入正式责任追究程序（包括行政处罚、移送司法机关等）的仅占17%，且追责对象中企业占比81%，个人（如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占比不足20%。

另一组来自国家税务总局松江区税务局的内部数据更耐人寻味：在2022年处理的注销税务审计案件中，因程序瑕疵（如未按时申报、资料缺失）导致的追责占比达42%，而因主观故意偷逃税（如隐匿收入、虚开发票）导致的追责仅占28%。这意味着，监管资源更多被消耗在非主观性的程序问题上，而对真正具有主观恶意的税收违法行为，反而未能形成有效震慑。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监管资源的错配：在注销审计这一事后监管环节，税务机关面临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的现实约束，倾向于通过程序合规性审查快速完成工作，而对实质违法性的深挖不足。但这种重程序、轻实质的追责逻辑，是否真的能实现税收监管的目标？值得质疑的是，程序瑕疵往往是企业财税能力不足或对政策理解偏差的结果，过度追责可能将中小企业推向合规恐惧；而对主观故意的宽松处理，则可能释放违法成本低的错误信号，这与税收法定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显然存在张力。

二、核心矛盾：责任追究中的三重失衡

结合松江区的实践与调研数据，注销税务审计责任追究的困境本质上是三重失衡的结果：企业规模与追责强度的失衡、违法性质与追责方式的失衡、监管目标与执法手段的失衡。

（一）企业规模与追责强度的马太效应

调研数据显示，松江区注销企业中，中小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占比达92%，但被追究个人责任的比例仅为15%；而大型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上）占比8%，被追究个人责任的比例却高达45%。这种抓小放大的追责模式，表面看是监管效率的选择，实则加剧了税收不公平。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风险感知偏差：税务机关普遍认为大型企业社会影响大、违法后果严重，因此更倾向于通过个人追责形成震慑；而中小企业体量小、风险可控，即便存在违法，也多以企业补税为主。但这种逻辑忽视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脆弱性——对于许多小微企业而言，数万元的罚款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对大型企业而言，个人责任的追究往往因证据链复杂、取证难度大而流于形式。

（二）违法性质与追责方式的形式化困境

如前所述，松江区注销税务审计中，主观故意违法的追责率远低于程序瑕疵。更值得反思的是，在主观故意案件中，80%的处理结果停留在税款+滞纳金层面，仅20%移送公安机关。这与《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偷税可处不缴或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罚款的规定形成鲜明对比。

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前的责任追究方式，是否更侧重税收收入保全而非违法惩戒？在实践中，税务机关面临收入任务压力，往往将补缴税款作为首要目标，而罚款移送等惩戒手段反而成为可选项。这种重收入、轻惩戒的导向，不仅削弱了税法的权威性，还可能导致逆向选择——企业会预期只要补税就能过关，从而主动选择违法。

（三）监管目标与执法手段的短期化倾向

公司注销税务审计的终极目标，应是通过事后追责倒逼事前合规，实现税收治理的源头防控。但松江区的实践显示，当前追责机制存在明显的短期化倾向：审计重点集中在注销前3年的账目，对历史遗留问题关注不足；追责对象聚焦于企业法人，对实际控制人财务中介等责任主体追责不足。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监管路径依赖：注销审计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的最后一道关口，税务机关习惯于用点状审查替代全链条追溯，用企业责任替代个人责任。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虽然能快速解决当期问题，却无法形成长期震慑。例如，某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避税，注销时仅追缴了最后一年的税款，而前几年的违法行为因超过追责时效被忽略，这无疑为其他企业提供了违法模板。

三、概念框架：构建责任追究三维影响模型

为破解上述困境，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基于松江区的实践与税收监管理论，本文构建注销税务审计责任追究三维影响模型（见图1），帮助理解责任追究的复杂机制。

图1：注销税务审计责任追究三维影响模型

```

【法律制度维度】

（法规明确性、追责时效、自由裁量权）

↑

│

│

【企业特征维度】 ←─────┼─────→ 【税务审计机制维度】

（规模、行业、历史合规、 │ （审计方法、风险预警、人员专业度、

实际控制人背景） │ 部门协同）

│

↓

【责任追究结果】

（追责启动概率、严厉程度、责任主体）

```

（一）企业特征维度：责任追究的基础变量

企业的规模、行业属性、历史合规记录及实际控制人背景，直接影响责任追究的启动概率和严厉程度。例如，高新技术企业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复杂，易因政策理解偏差导致程序瑕疵，但若历史合规记录良好，追责概率可能降低；而实际控制人有前科的企业，即便违法性质轻微，也可能被重点追责。

（二）税务审计机制维度：责任追究的技术变量

审计方法（如大数据筛查 vs. 人工核查）、风险预警系统（如风险企业画像的精准度）、人员专业度（能否识别主观故意与程序瑕疵的区别）及部门协同（与市场监管、公安的数据共享），共同决定了责任追究的技术效能。例如，松江区若能利用金税四期系统分析企业资金流，可更精准识别隐匿收入等主观故意行为，避免程序瑕疵过度追责。

（三）法律制度维度：责任追究的规则变量

法规明确性（如偷税的认定标准是否清晰）、追责时效（如历史违法行为的追溯期限）、自由裁量权（如罚款倍数的确定依据），为责任追究提供规则边界。当前，因偷税认定标准模糊（如主观故意的举证难度大），导致税务机关更倾向于对程序瑕疵追责，这正是法律制度维度失衡的表现。

四、深层追问：责任追究的价值重构

上述模型揭示了责任追究的技术路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注销税务审计责任追究的终极价值是什么？是惩戒已发生的违法，还是预防未来的风险？是维护税收公平，还是优化营商环境？

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责任追究机制是否需要从惩戒导向转向预防导向？例如，对于中小企业因财税能力不足导致的程序瑕疵，能否以合规辅导+限期整改替代直接罚款？对于主观故意但主动补税、配合调查的企业，能否建立合规激励清单，从轻或减轻追责？

松江区作为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区，高新技术企业密集，这类企业研发活动复杂、税收政策适用难度大，注销时更易因政策理解偏差产生税务风险。当前一刀切的追责模式，不仅可能误伤创新主体，还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导向相悖。责任追究的价值重构，核心在于平衡监管刚性与服务柔性，实现惩戒极少数、教育大多数、震慑一小撮的治理目标。

五、结论与展望：走向精准化、差异化、预防化的责任追究

基于上述分析，松江区公司注销税务审计责任追究机制的优化，需从技术革新规则完善理念升级三个维度推进：

（一）实践建议：构建三位一体的责任追究体系

1. 精准化追责：利用大数据构建注销企业风险画像，根据企业规模、行业、历史合规记录等，划分高、中、低风险等级，对高风险企业（如实际控制人有前科、关联交易复杂）启动深度审计，对低风险企业（如连续3年A级纳税人）简化流程，避免过度监管。

2. 差异化追责：区分主观故意与程序瑕疵，对前者严格追究个人责任（如罚款、移送司法），对后者以合规辅导+限期整改为主；建立合规激励清单，对主动补税、整改到位的企业，从轻或减轻追责。

3. 预防化追责：在注销前3个月，通过电子税务局向企业推送税务风险提示清单，重点提示研发费用扣除、资产处置等易错领域；联合行业协会、税务中介开展注销合规培训，提升企业财税能力。

（二）未来研究方向

1. 责任追究效果的量化评估：通过追踪不同追责方式下企业的再违法率合规成本等指标，验证精准化、差异化追责的实际效果。

2. 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探索税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与联合执法模式，破解主观故意违法的取证难题。

3. 中小微企业合规支持体系研究：设计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财税合规包（包括政策解读、账务模板、风险自查工具），降低其因能力不足导致的违法风险。

松江区的实践表明，注销税务审计责任追究绝非简单的执法问题，而是税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试金石。唯有跳出重惩戒、轻预防重形式、轻实质的路径依赖，构建精准化、差异化、预防化的责任追究体系，才能既维护税法权威，又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监管与服务的动态平衡。这不仅是松江区的探索方向，更是全国税收治理升级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