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象与问题：注销潮下的债务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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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后，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洗牌。据教育部数据，截至2023年6月，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数量从2021年的60余万家锐减至12万家，降幅达80%。比数量骤减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量机构在注销过程中留下的债务烂尾——学员预付费退费难、员工薪资拖欠、供应商货款违约等问题频发，甚至引发。例如，2022年某知名K12机构 abrupt 破产，涉及未退学费超10亿元、影响学员30万人，成为行业退费危机的标志性事件。

这引出了一个核心研究问题：当教育培训机构走向注销，其负债处理的逻辑是什么？为何现有模式难以兼顾法律公平与社会稳定？如何构建一套既能保障债权人权益、又能促进行业健康退出的负债处理机制？本文将从负债特征、处理困境、优化路径三个维度，结合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尝试为这一问题提供系统性解答。

二、教培机构负债的类型与特征：为何退费成为核心矛盾？

教育培训机构的负债结构具有显著的行业特殊性，与传统企业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可以将其负债划分为四类，并分析其核心特征：

（一）学员预付费负债：占比最高、涉众最广的刚性负债\

学员预付费是教培机构最主要的负债来源，通常占总负债的50%-70%。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研究显示，在已注销的教培机构中，学员预付费负债占总负债的62%，且平均单机构涉及学员超500人，远高于其他类型负债的涉众规模。这类负债的特殊性在于：预收性质与服务未交付的天然矛盾——学员在课程开始前支付费用，若机构中途注销，已支付费用形成对学员的未履约债务，且涉及人数众多，极易引发群体性维权。

（二）人力成本负债：法律优先但清偿率最低的隐性负债\

人力成本负债包括员工工资、社保、经济补偿金等，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13条，其清偿顺序仅次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优先于税款和普通债权。但现实是，这类负债的清偿率往往最低。华东政法大学学者对2022年100起教培机构破产清算案例的研究发现，员工债权平均清偿率仅为28%，远低于税款债权（65%）和普通债权（35%）。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资产变现能力与债权优先级的错配——教培机构多为轻资产运营，现金储备薄弱，而员工债权虽优先，但资产处置周期长，导致优先级无法转化为实际受偿。

（三）供应商与合作伙伴负债：链条化的传导性负债\

教培机构的供应商主要包括场地出租方、教材提供商、技术服务商等。这类负债的特点是链条效应——若机构拖欠供应商款项，可能引发供应商的资金链断裂，进而传导至更下游的中小微企业。例如，2023年某语言培训机构注销后，拖欠场地租金200万元，导致物业方无法支付工程款，最终影响建筑工人薪资发放。这种负债-违约-连锁反应的模式，使得教培机构注销的负面影响远超机构本身。

（四）税费与其他负债：程序性与实体性的双重困境

税费负债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教育费附加等，其清偿顺序虽在员工债权之后，但具有强制性特征——税务机关可通过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直接扣划账户资金。部分机构还存在民间借贷、担保等负债，这类负债往往因缺乏规范合同而难以确认，进一步增加清偿难度。

三、现有负债处理模式的困境：法律逻辑与现实需求的冲突

当前教培机构注销的负债处理，主要依赖《企业破产法》《公司法》等一般性法律框架，但教培行业的特殊性使得现有模式陷入多重困境：

（一）清偿顺序的法律优先与社会稳定冲突

《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的清偿顺序为：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税款→普通债权→股东出资。但学员预付费债权在法律中未被明确归类，实践中常被认定为普通债权，清偿顺位靠后。学员作为分散的弱消费者，其维权能力远强于普通债权人（如供应商），且涉及教育公平的道德诉求。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研究显示，78%的公众认为学员退费应优先于其他债务，远高于法律规定的普通债权顺位。这种法律规则与社会期待的背离，导致实践中常出现学员集体施压→政府介入→优先退费的非程序化处理，破坏了法律公平性。

（二）资产处置的轻资产与高负债矛盾

教培机构的核心资产多为无形资产（如品牌、课程体系、学员数据）和租赁资产（如教学场地），这些资产变现难度大、价值评估难。例如，某机构虽拥有自主研发的AI课程系统，但因技术迭代快，评估价值仅账面价值的30%；而租赁场地因涉及第三方优先购买权，往往难以快速处置。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资产流动性与负债刚性的不匹配——机构注销时需立即清偿债务（如学员退费有明确时限要求），但资产处置却需要较长时间，导致无产可偿或低价抛售的困境。

（三）责任主体的公司法人与实际控制人模糊

根据公司法原则，公司以其独立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担责。但教培机构中，实际控制人常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学费关联企业转移资产等方式规避责任。例如，某机构负责人将学员预付费转入个人账户后，再以借款名义转至关联公司，待机构注销后，关联公司以无财产为由拒绝清偿。这种法人独立与实质逃债的博弈，使得债权人权益难以保障。

四、负债处理的概念模型：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为更清晰地理解教培机构注销中的负债处理逻辑，本文构建一个三维分析框架（见图1），从法律维度、市场维度、社会维度三个层面，解析负债处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一）法律维度：明确债权性质与清顺位

核心是解决学员预付费债权归类问题。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特别立法，将学员预付费债权明确为优先债权或特殊普通债权，置于职工债权之后、税款之前。理由在于：学员预付费具有消费性质，不同于普通商业交易，且涉及受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需给予特殊保护。应强化实际控制人的连带责任——若存在资产转移、虚假清算等行为，实际控制人需对机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市场维度：创新资产处置与风险分担机制

针对轻资产变现难的问题，可探索两种创新模式：一是知识产权证券化，将课程版权、教学系统等无形资产打包发行ABS（资产支持证券），通过资本市场提前变现；二是预付费保险，要求机构强制投保学员退费险，由保险公司承担部分退费风险，降低机构资金压力。有趣的是，2023年深圳某教培机构试点预付费保险，通过保费收取（占预付费的5%）建立风险池，学员退费覆盖率提升至90%，验证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三）社会维度：构建多元化解与政府托底机制

学员、员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需政府、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建议建立教培行业退出救助基金，由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按比例出资，对确有困难的机构，优先保障学员和员工的基本权益；发挥行业协会的调解作用，通过第三方评估+协商调解机制，降低风险。

五、批判性思考：现有研究的局限与未解难题

现有研究对教培机构负债处理的分析，仍存在三方面局限：

（一）样本偏差：忽视区域与规模差异

多数研究以一二线城市大型机构为样本，但三四线城市及小微机构的负债结构截然不同——后者学员数量少、预付费金额低，但资产更薄弱（多为纯租赁场地），清偿难度可能更高。例如，某县域培训机构注销时，总负债仅50万元，但因无任何自有资产，学员退费率不足20%，而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

（二）制度冲突：法律衔接的灰色地带\

《民办教育促进法》与《企业破产法》在机构退出时存在冲突：前者强调非营利性导向，要求剩余财产用于教育事业；后者则遵循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种冲突导致非营利性教培机构注销时，财产分配陷入公益与私债的两难。例如，某民办非营利性培训机构注销后，剩余财产100万元，税务机关要求优先补缴税款，而教育部门主张应用于本地教育公益项目，最终引发诉讼。

（三）技术挑战：数字资产的权属与估值难题

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教培机构的数字资产（如学员数据、在线课程平台）占比越来越高，但现有法律对数字资产的权属界定、估值方法尚无明确规定。例如，某机构注销时，其在线平台拥有100万注册用户，这些用户数据的所有权归属（机构还是用户？）、价值评估（按用户数还是变现能力？）均无标准，导致资产处置陷入僵局。

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数字经济与教育政策变革的双重背景下，教培机构的负债处理是否需要一套行业特殊法？现有法律框架能否适应行业新特征？

六、结论与展望：构建法治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协同处理体系

教培机构注销中的负债处理，本质是法律公平、市场效率与社会稳定的平衡。本文认为，未来需从三方面推进优化：

（一）法律层面：推动教培行业退出特别立法\

明确学员预付费债权的清顺位，强化实际控制人责任，规范数字资产处置规则，解决《民办教育促进法》与《企业破产法》的冲突。例如，可借鉴英国教育保障基金制度，要求教培机构按预付费的一定比例缴纳保证金，纳入专项基金用于机构退出时的学员退费。

（二）市场层面：发展负债处理中介服务\

培育专业的教培机构清算服务商，提供资产评估、债务重组、证券化设计等一站式服务，降低机构退出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教培机构退出贷，为有挽救价值的机构提供短期资金支持，避免因资金链断裂直接注销。

（三）社会层面：建立风险预警与多元化解机制

依托行业协会建立教培机构风险评级体系，对预付费占比过高、现金流紧张的机构及时预警；通过政府+保险+行业协会三方联动，构建覆盖学员、员工、供应商的全链条风险保障网络。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类型教培机构（学科类、非学科类、营利性、非营利性）的负债处理差异；数字资产估值模型的构建；国际教培行业退出经验的本土化适配等问题。唯有通过法律、市场、社会的协同发力，才能破解教培机构注销的债务困局，实现行业的有序退出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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