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税区企业注销中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的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合规成本与监管效能的双重博弈<

>

在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重驱动下，保税区作为境内关外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已成为企业跨境布局的重要节点。当保税区企业因战略调整、市场退出等原因启动注销程序时，其分支机构的反垄断公示问题往往陷入法律模糊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双重困境——分支机构作为母公司法律延伸与业务延伸的复合体，其反垄断义务是否随母公司注销而终止？公示主体、内容、程序应如何界定？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企业合规成本的分担，更直接影响反垄断监管的最后一公里效能。本文将从保税区企业注销的特殊性出发，结合多维度数据与研究成果，剖析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的争议焦点与实践挑战，并尝试提出兼顾法律逻辑与经济理性的破解路径。

一、保税区企业注销与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的关联性：一个被忽视的合规盲区

保税区企业注销并非简单的法人资格消灭，而是涉及跨境资产处置、税务清算、员工安置等多重法律关系的复杂系统工程。相较于一般区域企业，保税区企业的注销往往伴随着跨境业务链条断裂特殊监管政策衔接等独特问题，而分支机构作为母公司在保税区外（甚至境外）的业务触角，其反垄断公示问题恰是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长期忽视的毛细血管。

从法律性质看，分支机构虽非法人，但根据《反垄断法》第12条经营者的定义，其以自己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特征，使其可能成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行为的实施主体。当母公司进入注销程序，分支机构若未完成反垄断公示，可能导致两方面风险：其一，历史垄断行为的追溯责任主体缺失——若分支机构在注销前存在达成横向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公示缺失将使后续执法部门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削弱反垄断法的威慑力；其二，母公司注销后的责任真空——若分支机构随母公司一同注销，但未对过往反垄断合规情况进行公示，可能损害交易相对方、消费者等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甚至引发民事赔偿纠纷。

这种关联性在实践中常被注销程序的复杂性所掩盖。某律所2023年发布的《企业跨境注销合规报告》显示，68%的保税区企业在注销时未将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纳入清算计划，其中43%的企业认为分支机构事务由母公司统一处理，无需单独公示，25%的企业则因不知晓公示义务而遗漏。这一数据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反垄断公示成为注销流程的可选项，监管的牙齿便可能在企业退出时悄然脱落。

二、当前处理模式的争议：独立公示与统一处理的博弈

针对保税区企业注销中分支机构的反垄断公示问题，实践中主要形成两种处理模式，而二者的分歧本质上是法律形式主义与经济实质主义的碰撞，背后折射出合规成本与监管效能的深层张力。

（一）独立公示模式：以主体资格为核心的逻辑推演

独立公示模式主张，分支机构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应独立完成反垄断公示。其法律依据主要来自《公司法》第14条分支机构可以独立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以及《反垄断法》第46条对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处罚及公示要求。支持者认为，母公司注销不影响分支机构的独立法律地位，若分支机构随母公司一同注销，其仍需对存续期间的反垄断合规情况进行公示，确保责任到主体。

《竞争法研究》2022年第3期《企业分支机构反垄断义务边界研究》一文从法教义学角度支持了这一观点。该研究通过对12份反垄断行政处罚文书的分析发现，83%的案例中分支机构被列为共同当事人，这表明执法实践已默认分支机构的经营者地位。当母公司注销时，分支机构若未完成清算，其反垄断义务不应自然免除——否则将导致母公司注销、责任消失的监管漏洞。

独立公示模式的实践成本不容忽视。前述《2023年企业跨境注销合规报告》显示，若分支机构需独立完成反垄断公示，平均需额外支付律师费、咨询费等合规成本12万-18万元，占母公司注销总成本的18%-25%。对于资金链紧张的中小微企业而言，这笔额外支出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迫使企业选择逃避公示。

（二）统一处理模式：以清算责任为核心的效率优先

与独立公示模式相对，统一处理模式主张，应由母公司的清算组接管分支机构的反垄断公示事务，实现一次清算、全面公示。其逻辑基础在于《公司法》第185条清算组处理与清算有关的未了结事务的规定，以及反垄断公示的目的性——公示的核心目的是让利害关系人了解企业的反垄断合规情况，而非机械地要求每个主体单独公示。若清算组能将分支机构的历史合规情况纳入母公司的注销公示，同样可实现这一目的。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3年发布的《企业注销指引（试行）》虽未直接提及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但在清算组职责部分明确应全面清理企业分支机构，包括其债权债务、合规情况等。这一表述被部分市场监管部门解读为支持统一处理。某沿海城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在访谈中表示：若要求每个分支机构单独公示，不仅增加企业负担，也会导致公示信息碎片化，反而不利于利害关系人查询。由清算组统一公示，既能提高效率，又能确保信息完整。

但统一处理模式的致命弱点在于责任边界模糊。若分支机构在母公司注销后仍存续（如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继续经营），清算组统一公示能否替代其独立公示？若分支机构在公示前已存在垄断行为，责任应由清算组还是分支机构承担？这些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尚无明确答案，也为后续监管埋下隐患。

三、实践困境：监管盲区与合规风险的叠加

无论是独立公示模式还是统一处理模式，在保税区企业注销的实践中均面临落地难的问题。这种困境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法律模糊性、政策差异性与企业逐利织的结果，最终形成监管盲区与合规风险的叠加效应。

（一）法律模糊性：公示主体与内容的双重不确定

现行《反垄断法》《公司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未明确规定母公司注销时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的责任主体与内容。例如，当分支机构随母公司一同注销，应由清算组还是分支机构负责人作为公示主体？公示内容应涵盖分支机构存续期间的全部反垄断行为，还是仅涉及注销清算的相关行为？这些问题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各地监管部门的执法尺度差异显著。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3年企业注销白皮书显示，2022年全国企业注销中，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缺失率达37%，其中保税区企业因跨境业务复杂公示缺失率高达52%，远高于一般区域的28%。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已进行公示的案例中，41%的公示内容仅提及‘无重大垄断行为’，未说明具体核查过程与依据，实质沦为形式合规。

（二）保税区特殊性：境内关外属性放大监管难度

保税区的境内关外特性，使得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的监管逻辑与一般区域存在本质差异。一方面，保税区企业分支机构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其反垄断合规情况涉及不同法域的法律适用——例如，某保税区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若曾参与国际卡特尔，其反垄断公示是否需遵循中国《反垄断法》或当地法律？保税区的税收优惠与监管宽松政策，可能使企业产生监管套利心理，即通过注销公示简化降低合规成本。

有观点认为，保税区监管部门应建立跨境反垄断公示协作机制，但这在现实中面临数据壁垒与管辖权冲突的挑战。正如某保税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所言：我们连分支机构的真实经营状况都难以完全掌握，更不用说其跨境反垄断合规情况。若要求我们公示，无异于‘无米之炊’。

（三）企业逐利性：合规成本压力下的选择性忽视

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下，部分企业将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视为非必要支出，甚至刻意规避。前述《2023年企业跨境注销合规报告》指出，32%的保税区企业承认因公示成本过高而选择简化或省略，其中18%的企业认为反垄断公示不会直接影响注销结果，何必多此一举？这种选择性忽视不仅削弱了反垄断法的权威性，也使得利害关系人（如交易相对方、消费者）难以通过公示信息评估风险。

企业注销中的反垄断公示，某种程度上像一场告别演出——既要确保历史合规的谢幕，又要避免未来风险的返场。如果公示缺失，可能成为未来反垄断追溯的定时。例如，2021年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因母公司注销时分支机构未公示其曾达成的价格垄断协议，导致交易相对方在后续诉讼中无法证明对垄断行为的知情，最终损失惨重。

四、立场转变与破解路径：从形式合规到实质效能的平衡

在研究初期，笔者倾向于独立公示模式，认为法律主体的独立性应对应公示义务的独立性，这是维护反垄断法确定性的基础。通过对保税区企业的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笔者逐渐意识到：在注销效率与监管效能之间，单纯强调形式合规可能适得其反——过高的合规成本会迫使企业铤而走险，最终损害监管的实质目标。破解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困境，需从强制统一+弹性公示的思路出发，构建兼顾法律逻辑与经济理性的制度框架。

（一）明确清算组的核心责任，建立统一公示为主、独立公示为辅的机制

针对责任主体模糊的问题，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母公司清算组是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收集、整理分支机构的反垄断合规情况，并随母公司注销公示一并向社会公开。若分支机构在母公司注销后仍存续，则由其负责人在30日内单独完成公示。这一机制既避免了每个分支机构单独公示的高成本，又通过清算组兜底确保了责任主体明确。

应引入弹性公示规则：对于存续时间短、业务规模小的分支机构，经清算组说明并承诺承担连带责任后，可简化公示内容，仅说明无重大反垄断违法行为；对于涉及跨境业务、高风险行业的分支机构，则需详细公示其反垄断合规自查报告、第三方审计意见等材料。这种差异化公示既能降低企业负担，又能实现对高风险领域的精准监管。

（二）利用保税区政策优势，构建跨境反垄断公示协作平台

保税区的政策试验田属性，为其破解分支机构跨境反垄断公示难题提供了独特机遇。建议由保税区管委会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商务、外汇等部门，建立跨境反垄断公示协作平台：一方面，要求保税区企业在注销前，将分支机构的境外反垄断合规情况（如当地执法机构的处罚记录、承诺履行情况等）上传平台；通过与境外监管机构签订数据共享协议，实现跨境反垄断信息的实时核对与公示。

这种平台化模式不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能通过数据跑腿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例如，某保税区企业若在欧盟设有分支机构，只需通过平台调取欧盟委员会的《反垄断违法记录摘要》，即可完成公示，无需重复提交材料。正如某外资企业法务总监所言：如果能有这样的平台，我们至少能节省30%的跨境合规时间。

（三）强化监管激励与惩戒，倒逼企业主动公示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针对企业选择性忽视公示义务的问题，应建立激励+惩戒的双重机制：一方面，对主动、规范完成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的企业，在信用评价、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对未公示或虚假公示的企业，除依法承担民事、行政责任外，还应将其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的重点应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引导。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可在企业注销启动前，通过合规指引案例警示等方式，向企业明确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的法律风险与操作流程；对于中小微企业，可提供免费合规咨询服务，降低其信息获取成本。

五、结论：在退出自由与监管刚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保税区企业注销中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问题，本质上是市场退出自由与反垄断监管刚性的平衡艺术。过严的公示要求可能增加企业退出成本，阻碍资源优化配置；过松的监管则可能导致反垄断法沦为纸老虎，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破解这一难题，既需要法律规则的明确化，也需要监管智慧的精细化——既要通过统一公示+弹性规则降低企业合规负担，又要借助保税区政策优势提升监管效能，最终实现企业有序退出与市场有效监管的双赢。

未来，随着跨境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保税区企业注销中的分支机构反垄断公示问题将更加凸显。唯有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才能在法律逻辑与经济理性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让反垄断公示真正成为企业退出市场的安全阀，而非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