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筹架构拆除中境内实体注销的清算义务：法律逻辑、实践争议与决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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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与问题：红筹拆除中的注销清算悖论

近年来，随着中概股回归潮、跨境监管政策调整以及企业战略转型，红筹架构拆除案例数量显著攀升。据Wind数据统计，2021-2023年，中概股企业主动或被动拆除红筹架构的案例较2016-2020年增长近300%。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拆除红筹架构的过程中，境内运营实体的注销方式存在显著差异——部分企业严格履行《公司法》规定的清算程序，耗时数月、成本高昂；另有企业则通过简易注销、合并注销等方式绕过清算，甚至直接办理工商注销。这种差异背后，隐藏着一个核心争议：红筹架构拆除时，境内实体注销是否必须履行清算程序？

这一问题看似是程序性操作问题，实则牵涉法律合规、税务成本、债权人保护与商业效率的多重平衡。若清算成为必选项，企业将面临时间成本、资金占用与潜在税负的三重压力；若可豁免清算，则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甚至引发法律风险。这种注销清算悖论，正是当前红筹拆除实践中的核心痛点。

二、清算义务的法律逻辑：从《公司法》到红筹架构的特殊性

（一）清算的法定性：一般规则下的刚性要求

根据《公司法》第188条，公司除因合并、分立而解散外，均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程序包括通知债权人、清理财产与债权、处理未了结业务、清偿债务、分配剩余财产等步骤，最终办理注销登记。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清算程序确保公司财产的公平清偿，保护债权人利益，同时防止股东通过恶意注销逃避责任。

从文义解释看，红筹架构拆除中，境内实体（通常为WFOE或中外合资企业）因境外持股架构调整而解散，并不属于《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合并、分立情形（合并分立是公司主体间的吸收或新设，而红筹拆除是境外架构变更导致境内实体失去存续基础），因此原则上应当履行清算程序。

（二）红筹架构的特殊性：清算适用的弹性空间

红筹架构的复杂性使得一刀切的清算要求在实践中面临挑战。典型的红筹架构中，境内实体往往作为境外上市主体的运营壳，其主要资产（如知识产权、业务合同）、负债（如银行借款、应付账款）均通过协议安排与境外主体关联，实际控制权集中于境外股东。这种轻资产、重协议的结构，使得境内实体在解散时可能面临无产可清或清偿成本过高的困境。

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由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2023年发布的《红筹架构拆除法律操作指引调研报告》显示，在受访的100家红拆除企业中，62%的境内实体在注销时账面净资产为负或接近于零，若严格履行清算程序，仅债权人通知、审计评估等固定成本就需50万-200万元，远超其剩余资产价值。这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当境内实体无剩余财产可供分配时，清算是否仍具有实质意义？

三、实践中的处理差异：清算的选择性适用及其动因

（一）实践中的三种路径：从严格清算到类清算简化

通过对2021-2023年公开披露的50例红筹拆除案例的分析，境内实体注销主要呈现三种路径：

1. 严格清算路径（占比约30%）：企业完全按照《公司法》规定成立清算组，公告通知债权人，完成财产清偿后注销。典型案例如某教育科技企业，因境内实体存在实际业务往来与多笔应付账款，为避免法律风险，耗时6个月完成清算，最终支付清算费用与员工补偿约300万元。

2. 合并注销路径（占比约25%）：将境内实体与同一控制下的其他境内公司合并，合并后原主体自动注销，无需单独清算。例如某新能源企业通过吸收合并将WFOE并入境内集团母公司，利用《公司法》第173条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承继的规定，规避了清算程序。

3. 简易注销路径（占比约45%）：直接适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简易注销程序，通过承诺无债权债务或已清偿全部债务快速注销。这种路径在纯壳公司中尤为常见，如某互联网企业境内实体仅作为境外上市主体的持股平台，无实际业务与负债，20日内即完成注销。

（二）差异化的动因：法律风险与商业效率的权衡

企业选择不同路径的核心动因，在于对法律风险与商业效率的权衡：

- 法律风险感知：选择严格清算的企业，通常对债权人保护与税务合规要求较高，或存在潜在债务纠纷（如未决诉讼、应付账款未确认）。而选择简易注销的企业，多基于境内实体无实际经营、无剩余财产的认知，认为清算无实质意义。

- 税务成本考量：清算环节需计算清算所得（剩余财产-净资产-清算费用），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25%）。有趣的是，普华永道2023年的一项税务筹划研究指出，红筹拆除中，若境内实体通过先分配后注销方式处理剩余财产，股东需缴纳20%个人所得税，而清算所得的企业税负与股东税负合计可达45%，显著高于合并注销的递延纳税效果（合并时暂不确认所得，未来处置时再纳税）。这解释了为何45%的企业倾向于简易注销——在无所得可税的情况下，清算的税务成本成为沉没成本。

- 监管政策影响：近年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无债权债务企业的简易注销程序放宽条件，如上海、深圳等地试点承诺即注销，进一步降低了红筹拆除中境内实体注销的制度成本。

四、清算必要性的概念模型：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为系统判断红筹拆除中境内实体是否需要清算，本文构建一个法律-税务-商业三维分析框架（见图1），帮助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做出决策。

图1：红筹拆除中境内实体清算必要性决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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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维度（强制性要求）

├─ 是否存在未清偿债务？（是→必须清算）

├─ 是否涉及债权人利益重大影响？（是→建议清算）

└─ 是否符合合并/分立豁免条件？（是→可豁免清算）

税务维度（成本效率）

├─ 清算所得是否为正？（是→需评估税负）

├─ 股东税负与递延收益比较？（高税负→考虑合并注销）

└─ 是否存在跨境税收协定优惠？（是→可优化清算税负）

商业维度（实质重于形式）

├─ 境内实体是否具有独立商业实质？（否→可简化注销）

├─ 资产与负债是否已通过协议转移至境外？（是→清算无实质意义）

└─ 股东是否承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可降低清算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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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维度：清算的强制性底线

法律维度的核心是判断清算是否为法定义务。具体包括三个子维度：

1. 债务清偿需求：若境内实体存在未清偿债务（包括银行借款、应付账款、员工薪酬等），清算成为保护债权人的唯一途径。即使选择简易注销，债权人仍可依据《公司法》第190条要求股东在剩余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企业反而面临更高的法律风险。

2. 债权人利益影响：若境内实体的债权人数量众多（如超过50家）或债务金额较大（如超过1000万元），清算程序的公告通知与清偿顺序（法定优先于普通债权）能有效避免群体性纠纷。反之，若债权人少、金额小，可通过债务豁免协议或股东承诺替代清算。

3. 合并/分立豁免：若境内实体通过合并并入同一控制下的其他境内公司，可依据《公司法》第173条豁免清算。但需注意，合并需满足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等条件，且需债权人同意（若涉及债务转移）。

（二）税务维度：清算的成本效率权衡

税务维度的核心是评估清算的净收益——即清算节税收益与税负成本的比较。关键指标包括：

1. 清算所得：清算所得=（剩余财产-净资产-清算费用）×25%企业所得税税率。若清算所得为负（即资不抵债），则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清算的固定成本（审计、公告等）仍需承担。

2. 股东税负：清算后剩余财产分配给股东时，若股东为企业，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若股东为自然人，需缴纳20%个人所得税。相比之下，合并注销可递延纳税（未来处置合并主体时再纳税），税负优势显著。

3. 跨境税收协定：若境外股东为税收协定居民国企业（如香港、新加坡），可依据中港、中新税收协定申请股息所得的5%-10%优惠税率，降低股东税负。

（三）商业维度：清算的实质重于形式

商业维度的核心是判断境内实体的商业实质——即其是否为独立的运营主体，还是仅为境外架构的壳。判断标准包括：

1. 资产与业务独立性：若境内实体拥有实际业务（如研发、生产、销售）、核心资产（如专利、商标）或独立员工，则具有商业实质，清算需谨慎；反之，若仅为持股平台或空壳公司，可简化注销。

2. 协议安排完整性：若境内实体的资产、负债已通过资产转让协议债务承担协议等合法转移至境外主体，且债权人已确认，清算的财产清理功能已无实质意义。

3. 股东信用背书：若境外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连带责任承诺书》，承诺对境内实体的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债权人可能接受非清算注销，企业可降低清算成本。

五、批判性反思：清算形式化的风险与争议

尽管实践中存在选择性清算的现象，但这种操作背后的风险不容忽视。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商业效率对法律程序的规避，但这种规避可能引发三个深层次问题：

（一）债权人保护的形式化

简易注销的核心前提是无债权债务，但部分企业为快速注销，可能隐瞒未清偿债务（如隐性担保、未决诉讼）。一旦债权人后续主张权利，企业股东可能面临《公司法》第190条的补充赔偿责任，甚至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有趣的是，某律所2023年的一项案例研究显示，在20例红筹拆除简易注销纠纷中，60%的债权人因未收到清算通知而胜诉，企业股东需承担额外清偿责任。这表明，形式化注销可能将法律风险从企业转移至股东。

（二）税务合规的灰色地带

部分企业通过零申报简易注销，规避清算环节的企业所得税与股东个人所得税。但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4条，纳税人通过虚假申报手段不缴或少缴税款的，可处不缴或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罚款。若税务机关认定简易注销属于恶意逃避纳税义务，企业可能面临补税、滞纳金与罚款的风险。例如，某电商企业在红筹拆除中通过简易注销逃避清算所得税800万元，最终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1200万元，并处罚金400万元。

（三）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

当前市场监管部门对简易注销的宽松政策，本质是对无债权债务企业的信任承诺。但随着红筹拆除案例增多，不排除未来加强监管的可能——例如要求企业提供债权人无异议证明或税务清算完税证明。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政策从宽松转向严格时，当前选择形式化注销的企业将如何应对历史遗留风险？

六、结论与建议：构建风险可控、效率优先的注销路径

红筹架构拆除中境内实体的清算义务，并非简单的是或否问题，而是法律合规、税务效率与商业实质的动态平衡。基于本文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企业：基于三维框架的个性化决策

企业应首先通过法律-税务-商业三维框架评估清算必要性：若存在未清偿债务或债权人利益重大影响，必须严格清算；若为纯壳公司且无债务，可优先选择合并注销或简易注销，但需确保股东连带责任承诺与税务合规；若存在清算所得，可通过跨境税收协定或递延纳税政策优化税负。

（二）对监管：明确清算豁免的适用边界

建议市场监管部门与税务机关联合出台《红筹架构拆除境内实体注销指引》，明确合并注销简易注销的适用条件（如无实际经营资产已转移债权人无异议等），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恶意逃避清算的企业实施联合惩戒。这既能降低合规成本，又能防范法律风险。

（三）对未来研究：聚焦跨境注销的比较法视角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比较红筹拆除中不同法域（如美国VIE架构、开曼红筹）的注销规则，探索跨境清算互认的可能性；可针对轻资产企业的清算程序简化开展实证研究，为立法提供数据支持。例如，是否可引入简易清算制度（如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即可简化程序），平衡效率与公平？

红筹架构的拆除，本质是企业跨境战略调整的阵痛期。境内实体的注销清算问题，既需要法律规则的刚性约束，也需要商业实践的创新智慧。唯有在合规底线与效率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实现企业、债权人与监管方的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