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海陆家嘴的摩天楼群倒映在黄浦江面，外资与中国资本的博弈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张力。VIE协议的终止与外资壳公司的注销，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资本市场激起层层涟漪——据金杜律师事务所2023年《跨境并购纠纷白皮书》显示，2021至2023年间，上海地区VIE结构企业终止协议引发的并购纠纷数量年均增长率达47%，其中外资壳公司注销环节的纠纷占比从18%飙升至35%。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法律逻辑与商业逻辑的碰撞，是制度刚性与企业灵活性的撕扯，更是跨境资本退出时代必须直面的命题：当VIE协议的形式合法性遭遇外资退市的实质需求，当外资壳公司的空壳化与境内实体的价值留存形成对立，上海作为跨境资本试验田，如何为并购纠纷处理找到既尊重市场规律又坚守法律底线的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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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纠纷现状：数据背后的多重矛盾交织

VIE协议终止与外资壳注销引发的并购纠纷，绝非简单的合同违约或股权清算，而是一个集法律性质认定、利益分配、跨境监管于一体的复杂系统。要理解其本质，需先从数据中剥离出矛盾的内核。

金杜律所的白皮书将纠纷类型划分为三大类：股权争议（62%）、债权债务（23%）和知识产权归属（15%）。其中，股权争议的核心在于VIE架构下控制权的虚置——当外资壳公司注销，境内运营实体与境外上市主体的控制纽带断裂，谁有权处置境内资产？谁应承担历史债务？这些问题在协议终止时往往因约定不明而激化。例如，某外资教育集团通过VIE协议控制境内培训机构，2022年因政策调整终止协议并注销壳公司，境内运营方主张协议终止后资产归实际控制人所有，而外资方则依据股东会决议要求优先分配剩余资金，双方对控制权归属的理解南辕北辙。

投中研究院2024年《外资退出中国市场趋势报告》则揭示了另一重矛盾：外资壳注销的程序效率与实质公平难以平衡。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外资壳公司平均注销周期为14.3个月，其中因并购纠纷导致注销停滞的占比达58%。某生物医药企业的案例颇具代表性：外资方为规避境内行业限制，通过VIE协议控制境内研发公司，后因战略调整拟注销壳公司并转让境内实体。但在资产评估环节，双方对专利价值的认定差异高达300%——外资方以国际市场估值为依据，境内运营方则以国内应用前景为，最终因评估标准不统一导致谈判破裂，企业陷入注销无门、转让无果的僵局。

而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研究中心2023年的研究则从法律性质层面切入，指出VIE协议终止纠纷的本质是形式契约与实质权利的背离。该中心对上海50起VIE纠纷案例的分析显示，73%的协议中存在法律适用模糊问题——有的约定适用香港法，有的约定适用中国法，甚至有的协议中法律条款自相矛盾。这种法律选择的混沌导致法院在审理时难以统一裁判尺度，例如在某互联网企业VIE协议终止案中，上海一中院以协议违反境内行业监管政策认定部分条款无效，而上海高院在类似案件中却以意思自治为由支持协议履行，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纠纷解决的复杂性。

三组数据从不同维度勾勒出纠纷的全貌：股权争议是表象，控制权争夺是本质；注销效率是表象，利益分配是核心；法律适用是表象，制度冲突是根源。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如同一个打死的结，若仅用一刀切的法律逻辑或零和博弈的商业思维，恐怕越解越紧。

二、法律路径：在合同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支点

VIE协议终止与外资壳注销的纠纷处理，首当其冲面临的是法律路径的选择。是恪守合同约定优先的私法自治原则，还是引入公共利益考量的公法干预？这一问题在学界与实务界引发了激烈争论，而争论的焦点，恰恰是笔者立场变化的起点。

最初，笔者倾向于合同优先的逻辑——VIE协议作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载体，其条款理应成为纠纷处理的圣经。毕竟，外资方选择VIE结构，本质是对中国法律环境的适应性创新；境内运营方接受VIE控制，也是基于对契约精神的信任。若轻易否定合同效力，不仅会破坏市场预期，更可能引发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撤离。上海某法院2022年的一起判决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在某电商企业VIE协议纠纷案中，法院依据《民法典》第507条合同成立后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认定外资方单方面终止协议构成违约，判令其赔偿境内运营方经济损失1.2亿元。这一判决当时被业界视为保护境内企业权益的标杆。

但随着案例接触的增多，笔者的立场逐渐发生动摇——当合同自由沦为规避法律的工具，当契约精神与公共利益正面冲突，单纯的合同优先是否还站得住脚？华东政法大学的研究指出，73%的VIE协议中存在规避监管的条款，例如通过利润转移协议将境内企业利润输送至境外壳公司，或通过表决权委托规避外资准入限制。这些条款虽然形式上符合合同自由，但实质上违反了《外商投资法》第2条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强制性规定。若仍以合同约定为由支持此类条款的效力，无异于变相承认法律规避的合法性，这与法治精神显然背道而驰。

那么，是否应该彻底否定VIE协议的效力？答案也并非如此简单。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军波在《跨境投资法律评论》中的观点颇具启发性：VIE协议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也可能成为规避监管的‘漏洞’。法律的任务不是‘斩断’桥梁，而是‘加固’桥梁，使其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发挥应有作用。这一观点让笔者意识到，处理VIE纠纷的关键，不在于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在于穿透审查——既要审查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要审查协议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既要保护境内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外资的投资信心。

上海自贸区近年来的实践或许提供了另一种思路。2023年，上海自贸区推出VIE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通过专家调解+行政指导+司法确认的组合拳，在尊重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引入公共利益评估环节。例如，在某新能源企业VIE协议终止案中，调解委员会首先确认协议中资产转让条款的效力，但针对利润分配条款，则依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的规定，认定该条款因违反公共利益而无效，并重新分配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这种有限否定的处理方式，既维护了合同的基本稳定性，又守住了法律与政策的底线，为VIE纠纷处理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商业破局：从零和博弈到增量分配的思维跃迁

如果说法律路径的选择是底线思维，那么商业层面的破局则是高线追求。VIE协议终止与外资壳注销的纠纷处理，若仅停留在分蛋糕的层面，恐怕难以实现真正的化解——毕竟，在跨境资本退场的背景下，蛋糕本身可能正在缩水。真正的破局之道，或许在于跳出零和博弈的陷阱，探索增量分配的可能性。

在VIE结构解体过程中，商业谈判往往比法律诉讼更能实现多方共赢，但这需要各方放弃‘零和博弈’的思维，转而寻求‘增量分配’的可能性——就像一场复杂的棋局，有时‘弃子’反而能保全大局，关键在于是否能看到棋盘之外的市场机遇。这是笔者在处理某外资零售企业VIE纠纷时的深刻体会。该企业通过VIE协议控制境内连锁超市，2021年因疫情冲击决定终止协议并注销壳公司。最初，双方就库存资产的归属陷入僵持：外资方要求按账面价值折价收回，境内运营方则主张按市场价值优先受让。僵持半年后，笔者建议引入第三方供应链企业——由该企业收购库存商品，并承诺未来三年内继续从境内运营方采购。最终，外资方通过快速回笼资金实现了退出，境内运营方保留了销售渠道，第三方企业获得了低价货源，三方在增量中各取所需，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这种增量思维的实践，在投中研究院的报告中得到了印证：2023年上海通过引入第三方方式解决的VIE纠纷占比从12%上升至28%，且纠纷解决周期平均缩短60%。例如，某外资医疗技术公司通过VIE协议控制境内医疗器械研发企业，后因战略调整拟注销壳公司。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境内运营方主动对接国内某上市药企，通过技术授权+股权置换的方式，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上市药企的技术储备，同时获得其股权作为对价。外资方则通过转让上市药企股权实现退出，三方共同创造了1+1+1>3的价值。

增量分配并非空中楼阁，其实现需要三个前提：一是信息透明，各方需充分披露资产、负债、市场机会等关键信息；二是利益绑定，通过对赌协议分期支付等机制降低信任成本；三是专业支持，投行、律所、咨询机构需在资产评估、方案设计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上海某知名投行合伙人曾坦言：VIE纠纷的商业解决，本质是‘资源重组’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不是帮客户争抢眼前的‘存量’，而是帮他们发现未来的‘增量’。这一观点，或许道出了商业破局的真谛。

四、政策协同：为跨境资本退出搭建安全通道

VIE协议终止与外资壳注销的纠纷处理，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作为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在政策协同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这些探索不仅为本地企业提供了指引，更为全国范围内的跨境资本退出积累了经验。

上海商务委2024年发布的《关于优化外资退出服务的若干措施》显示，2023年上海外资壳公司注销平均办理时间从14.3个月缩短至8.7个月，其中并联办理容缺受理等政策的贡献率达45%。例如，某外资咨询公司在注销壳公司时，通过税务注销+市场监管注销+外汇登记注销并联办理，仅用15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全部手续，效率提升近80%。这种政策提速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易成本，也为纠纷解决争取了宝贵时间。

更重要的是，上海正在构建事前预防-事中调解-事后保障的全链条政策体系。在事前预防层面，上海自贸区推出了VIE协议合规指引，明确协议中禁止性条款的识别标准，帮助企业从源头上规避法律风险；在事中调解层面，前述VIE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已累计调解纠纷136起，调解成功率达72%；在事后保障层面，上海外汇管理局推出外资退出资金便利化措施，允许外资企业在注销后凭法院判决或调解协议直接汇出资金，解决了退出难、汇出难的问题。

这些政策协同的成效，在数据上得到了体现：2023年上海外资壳公司注销纠纷率从35%下降至22%，纠纷解决满意度达85%。某外资律所合伙人评价道：上海的政策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这既给了外资企业‘定心丸’，也给了境内企业‘安全感’，为跨境资本退出营造了稳定、可预期的环境。

在迷局中寻找破局之道，在平衡中走向未来

VIE协议终止与外资壳注销的并购纠纷处理，是一场法律、商业与政策的三方博弈，更是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市场规则的深刻考验。从金杜律所的数据到投中研究院的报告，从华东政法大学的研究到上海自贸区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纠纷的解决，既不能脱离合同自由的私法逻辑，也不能忽视公共利益的公法价值；既要守住法律底线的刚性，也要发挥商业智慧的弹性；既要尊重外资权益的国际惯例，也要立足国情实际的中国特色。

站在上海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VIE协议的终止与外资壳的注销，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它既是跨境资本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市场规则走向成熟的契机。唯有以法律为基、以商业为翼、以政策为舵，在迷局中寻找破局之道，在平衡中走向未来，才能让黄浦江的波涛，既承载着外资的远航梦想，也激荡着中国经济的澎湃活力。这，或许就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有的担当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