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培训机构按销键，那些备案在册的著作权许可协议，是否也随之一笔勾销？在双减政策落地与行业出清加速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正成为越来越多机构注销时的隐形。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2022年教育培训行业著作权保护报告》显示，2022年教育培训行业著作权许可纠纷中，与机构注销直接相关的案件占比达18.7%，较2020年上升9.2个百分点，其中76%的纠纷因备案信息未同步更新许可费用结算争议或学员课程 continuity 问题引发。这些纠纷不仅拖慢注销流程，更可能导致著作权人、机构、学员三方利益失衡——当法律规则与行业实践产生张力，我们究竟该如何在程序正义与实质公平之间找到支点？<

>

一、纠纷类型与核心争议：从合同未了结到权利归属模糊

培训机构注销过程中的著作权许可备案纠纷，并非单一法律问题，而是合同法、著作权法与公司法交叉作用的复杂产物。其核心争议可归纳为三个维度，而每个维度背后，都藏着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碰撞。

（一）许可期限与注销节点的时间差困境

著作权许可合同多为持续性行为，而机构注销是一次性事件，二者在时间轴上的错位，必然引发未到期许可如何处理的争议。例如，某英语培训机构与出版社签订为期3年的教材使用许可，备案至2025年，但机构因经营不善于2023年启动注销。出版社主张合同未到期，机构无权单方终止，要求受让人继续履行；而清算组则认为主体即将消灭，合同应随清算终止——这种冲突在《民法典》第563条合同法定解除权与《著作权法》第25条许可使用限制的交叉地带尤为突出。

北京某律所2023年发布的《教育培训行业注销纠纷调研报告》指出，65%的律师倾向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即机构注销后，其权利义务应由清算组概括承受，未到期许可可通过合同解除+损害赔偿解决；但40%的企业法务则提出质疑：培训机构的课程价值高度依赖著作权许可，若简单解除合同，学员已购课程如何保障？这实质是将经营风险转嫁给消费者。这种分歧背后，是对合同严守与利益平衡的价值排序差异。

（二）备案效力与对抗第三人的规则冲突

著作权许可备案的核心意义在于公示公信，即通过备案登记使许可关系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当机构注销时，备案信息的未更新可能引发权利归属的混乱。例如，某艺术培训机构将其课程著作权许可备案至A公司，后注销时未同步办理备案注销，B公司基于公示信息与清算组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受让课程使用权——此时A公司能否以备案未注销主张转让无效？

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沪民终字第XXX号判决认为：备案是著作权许可的对抗要件，非生效要件。机构注销后，清算组未办理备案注销，不影响著作权的实际归属，但需对因备案信息滞后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5民初字第XXXX号判决则持相反观点：备案登记具有公示效力，第三人基于合理信赖签订的协议应受保护，著作权人不得以‘未实际授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恰恰暴露了现行法律对注销后备案效力的规则空白。

某高校法学院《著作权许可备案与商事登记衔接机制研究》通过对10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68%的案件中法院援引《民法典》第545条债权转让规则处理备案纠纷，仅23%的判决考虑了培训行业课程依赖性的特殊性——这或许正是问题症结所在：当我们将著作权许可简单等同于债权债务时，是否忽视了其作为知识产品的延续性价值？就像图书馆闭馆，不能简单把未借出的书当废纸处理；培训机构的课程备案，本质上是知识流通的登记，而非单纯的商业资产。

（三）学员权益与合同僵局的平衡难题

学员作为非合同当事人，却是机构注销著作权许可纠纷中最脆弱的群体。某编程培训机构注销时，其与软件公司的课程许可协议尚未到期，导致200余名已付费学员无法继续使用课程软件。学员主张机构应承担违约责任，而软件公司则认为学员非合同相对方，无权直接主张权利——这种合同相对性的壁垒，使得学员权益陷入无人兜底的困境。

更棘手的是优先续约权的缺失。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5条，许可合同中未约定优先续约权的，著作权人可拒绝续签。这意味着，若机构注销后新受让人希望继续使用课程，著作权人可能以原合同终止为由拒绝授权，导致课程体系断档。某在线教育平台法务直言：我们曾遇到机构注销后，著作权人突然将课程许可费用提高3倍的情况，新受让人只能放弃承接，最终学员只能退费——这种‘三输’局面，难道是法律想看到的吗？

二、现行处理机制的局限与路径反思：从个案救济到制度重构

面对上述纠纷，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处理机制存在明显的碎片化与滞后性。无论是司法裁判的同案不同判，还是行政管理的备案与注销脱节，都暴露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要破解这一困局，需从程序衔接利益平衡规则细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重构。

（一）程序衔接：打破备案-注销的信息孤岛

当前，著作权许可备案与机构注销分属版权行政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管理，二者缺乏信息共享机制。据《中国市场监管年鉴》数据，2022年全国培训机构注销量同比增长35%，但同期著作权许可备案注销量仅增长12%，这意味着大量机构的备案信息在注销后仍处于有效状态，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

笔者认为，应建立备案信息与注销登记自动推送机制：当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机构注销申请时，系统自动向版权行政部门推送预警，由后者通知著作权人许可备案可能面临变更或注销；清算组在编制清算方案时，需将未到期著作权许可列为专项事项，并书面告知著作权人——这种行政协同模式，虽不能直接解决纠纷，但能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

（二）利益平衡：引入学员利益优先的弹性规则

在学员权益与著作权人利益的冲突中，现行法律过于强调合同相对性，忽视了学员作为消费者的特殊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4条经营者合并、分立后，可以向消费者履行义务的规定，为学员权益保护提供了突破点。例如，在某英语培训机构注销案中，法院最终判决：清算组需在著作权人许可的范围内，优先保障学员完成已购课程，剩余许可费用可通过折价补偿方式结算——这种学员利益优先的裁判思路，值得在类似案件中推广。

但需警惕的是，学员利益优先不应异化为无限责任。若机构注销时已无财产可供清偿，要求著作权人免费续期或降低费用，显然超出合理限度。可借鉴《劳动合同法》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逻辑，根据学员剩余课程时长、已支付费用等因素，由清算组向著作权人支付一次性对价，再由著作权人与新受让人另行协商许可事宜——这种折中方案，既能保障学员权益，又能避免著作权人权利落空。

（三）规则细化：明确注销后许可权利归属的裁判标准

针对备案效力与权利归属的争议，需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笔者认为，可从三个层面构建规则体系：其一，区分备案类型——若许可合同已备案，机构注销后清算组未办理备案注销的，第三人基于合理信赖签订的协议有效，著作权人需向清算组承担备案信息不实的违约责任；其二，明确清算组的告知义务——清算组应在注销前30日书面通知著作权人，未通知的，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三，赋予学员直接诉权——当学员因机构注销无法继续接受服务时，可基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直接起诉机构或著作权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限制。

某地法院正在试点的培训机构纠纷诉前调解机制或许提供了另一种思路：由版权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共同组成调解委员会，对注销过程中的著作权许可纠纷进行一站式化解。数据显示，该机制2023年调解成功率达72%，平均处理周期较诉讼缩短60%——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既能降低维权成本，又能缓解司法压力，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三、在刚性规则与弹性需求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培训机构注销中的著作权许可备案纠纷，本质上是知识经济时代财产权保护与市场主体退出自由的博弈。当我们在《著作权法》的权利神圣与《公司法》的清算自由之间徘徊时，或许不应忘记：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定分止争而非制造争议。

从备案信息自动推送到学员利益优先规则，从裁判标准统一到调解机制创新，这些路径的核心，是在刚性规则与弹性需求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正如法学家庞德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培训行业的注销潮成为新常态，唯有将法律规则与行业实践深度结合，才能让注销不再是纠纷的终点，而是利益重新配置的起点——毕竟，当知识的光芒因机构注销而黯淡时，受损的不仅是著作权人与投资者，更是那些渴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