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速递】一场持续三年的剩余财产拉锯战,小股东终审败诉 <

小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有异议,工商局调解失败,仲裁失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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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8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让某科技公司小股东王建国(化名)的维权之路画上了句号。这起始于2020年的公司解散清算纠纷,历经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最终以王建国诉求被驳回告终。争议焦点直指公司剩余财产分配——账面显示的1200万元清算款,大股东按持股比例分走900万,王建国作为持有10%股权的小股东,仅分得120万,剩余180万被以预留员工补偿金名义留存。王建国多次提出异议,却始终未能如愿。

这并非孤例。据中国政法大学2023年《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现状报告》显示,在涉及公司剩余财产分配的纠纷中,小股东胜诉率仅为18.3%,远低于其他类型股东纠纷。当工商调解和稀泥、仲裁裁决偏大股东,小股东的维权之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我的维权日记:从较真到认命,我经历了什么】

我是王建国,今年58岁,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2016年,我跟着老同事李建国(化名,公司大股东)一起入股了这家科技公司,掏出了全部积蓄30万,占了10%的股份。当时李建国拍着胸脯说:王哥,你放心,公司每年盈利,年底分红少不了你的!

谁成想,2020年公司突然说要战略转型,结果没转成,反而资不抵债了。清算组一成立,我就发现不对劲:账上明明有1200多万,清算组却只按1000万分配,还扣了180万当员工补偿金。我拿着《公司法》找清算组理论,人家甩给我一份股东会决议——上面有我的签名,可我压根没开过这个会!后来才知道,签名是李建国代签的,理由是你年纪大,不懂这些,我们替你做主。

第一站,我去了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室里,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王师傅,都是老同事,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公司确实需要留钱给员工,不然人家仲裁、起诉,公司更麻烦。我气得手抖:这不是欺负人吗?我的钱,凭什么说扣就扣?调解员叹了口气:我们只能调解,不能强制。要不,你们去仲裁吧?

仲裁更让人憋屈。仲裁员看了材料,说:股东会决议有你的签名(虽然是代签),程序上没问题。至于180万是不是合理,公司提供了员工补偿方案,你也拿不出相反证据。我当场就哭了:我一个退休老头,哪懂什么‘证据’?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2022年底,仲裁裁决书下来:维持原分配方案。

2023年,我起诉到法院。开庭时,李建国请的律师振振有词:王建国先生作为股东,应当知晓并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剩余财产分配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法院不应过度干预。法官问我:你有没有证据证明股东会决议无效?我望着桌上那叠厚厚的法律文书,突然觉得累了。没有证据,没有专业律师,我拿什么跟人家斗?

最终,法院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走出法院那天,阳光很好,我却觉得浑身发冷。30万,是我和老伴的养老钱,就这么蒸发了。维权三年,我不仅没拿回一分钱,还倒贴了律师费、诉讼费5万多。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当初要是没入股,该多好。

【专家视角:小股东维权难,难在哪?】

小股东在剩余财产分配中处于弱势,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北京某知名律所公司法律师陈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信息不对称是‘硬伤’。小股东往往无法获取公司完整财务数据,甚至像王建国这样,连股东会决议都被代签,根本无从维权。‘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滥用,大股东通过控制股东会和清算组,把‘公司自治’变成‘大股东自治’。

陈默进一步解释:剩余财产分配的核心争议,往往集中在‘清算费用’和‘债务清偿顺序’上。有些大股东会通过虚增清算费用、虚构债务的方式,变相侵占小股东利益。而小股东缺乏专业能力去核实这些项目的真实性,维权自然难上加难。

《报告》也指出,在18.3%的小股东胜诉率中,超过60%的案件有律师代理,且能提供完整证据链。这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维权,不仅是理的较量,更是钱和专业的比拼。

【你问我答:维权失败后,还有这些最后一招】

Q:调解、仲裁、诉讼都失败了,是不是真的没办法了?

A:别急着放弃!虽然司法途径已经穷尽,但你还有几个补救招式:

1. 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如果大股东存在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比如虚构债务、私分公司财产),可以收集证据向当地纪委监委举报。比如王建国发现员工补偿金实际打到了李建国亲戚的账户,这就涉嫌职务侵占。

2. 申请检察监督:如果法院判决存在明显错误(如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对确有错误的民事判决,有权提出抗诉。

3. 媒体监督与舆论施压:虽然不是法律途径,但通过正规媒体曝光问题,可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比如小股东剩余财产被侵占这类话题,容易引发公众共鸣,推动问题解决。不过要注意,爆料必须基于事实,避免诽谤。

Q:这些最后一招有用吗?成功率有多高?

A:说实话,成功率不高。举报和监督的成功率,取决于是否存在明确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相关部门的介入意愿。但即便最终无法挽回损失,这些行动也能让大股东付出代价,甚至警示后来者。就像王建国说的:我可能拿不回钱,但我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人,得让更多人知道这种事!

【反思与展望: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

维权三年,我输了钱,也输了信心。但最近看到其他小股东维权的新闻,我又燃起了一点希望。比如浙江某小股东通过直播曝光公司违规分配,最终拿回了属于自己的50万;还有上海某律所专门成立了小股东维权中心,帮我们这些不懂法的人打官司。

我想,小股东维权难,不仅是因为法律不完善,更因为我们太散了。如果当初10个小股东联合起来,一起反对不合理的分配方案,大股东还敢这么肆无忌惮吗?《公司法》规定,股东会决议需要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如果小股东能团结起来,哪怕只占30%的股权,也能形成制衡。

未来,我希望看到更多倾斜小股东的法律规定,比如强制要求公司公开清算过程、设立小股东维权专项基金、简化小股东诉讼程序……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小股东能敢于发声。别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你的沉默,只会让大股东更加嚣张。

就像船舱里的乘客,如果大家都觉得反正我一个人说了没用,那船长就会把救生艇上的物资都搬进自己的房间。但只要有一个乘客站起来喊不对!,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乘客站出来。维权之路或许艰难,但只要我们不放弃,总能看到曙光。

毕竟,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只要我们追得够紧,它就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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