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培训机构注销潮下的教学成果困局：在清算与传承之间寻找价值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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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街头的培训机构招牌接连摘下，当双减政策的余波仍在教育行业激荡，一个被忽视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那些凝聚着师生心血的教学成果，究竟该何去何从？是随营业执照的注销一同湮灭，还是在清算与传承中找到新的价值锚点？2023年，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市场主体行业注销情况分析报告》显示，全市教育培训机构注销数量同比增长45%，其中K12学科类占比达62%。这意味着，每年有数千家机构的教学成果——从精心设计的课程体系、学员的成长档案，到独特的教学方法论——正面临被消失的风险。教学成果，这一本应超越机构生命周期的教育资产，在注销潮中陷入了清算优先与价值传承的困局。

一、教学成果的界定：被低估的教育无形资产

教学成果是什么？在传统认知中，它或许只是教材、教案、课件的集合体。但艾瑞咨询《2023年中国教育行业资产处置研究报告》给出了更复杂的定义：教学成果是教育机构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系统性、创新性和应用价值的智力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课程体系、教学模型、学员数据、知识产权及教育理念。该报告进一步指出，这类无形资产占培训机构总资产的30%-50%，其中优质课程体系的长期价值甚至可能超过实体资产。这种价值认知与实际处置行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同样是该报告的数据，仅有12%的机构在注销时对教学成果进行系统性处置，其余88%的选择直接销毁或束之高阁。

为何会出现这种高价值低处置的矛盾？根源在于教学成果的权属模糊性。不同于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教学成果往往凝聚了教师、学员、机构三方的共同投入：教师贡献了教学智慧，学员提供了实践反馈，机构则提供了资源整合。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22年《民办教育退出机制研究》调研显示，83%的机构在创办时未明确教学成果的权属划分，导致注销时谁主张、谁受益的争议不断。更值得深思的是，教学成果的价值滞后性使其在清算中处于弱势——当机构面临债务危机时，债权人优先主张的往往是现金和实物资产，而那些需要长期转化才能体现价值的教学成果，自然被边缘化。

二、观点碰撞：清算优先还是价值传承？

在教学成果处置问题上，三种典型立场正激烈碰撞，折射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

（一）清算优先论：法律逻辑下的资产终结派

机构注销，意味着法律主体的消亡，其所有资产都应进入清算程序，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华东政法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教授李明在《民办教育退出法律问题研究》中强调。这一观点认为，教学成果作为机构无形资产，其所有权归属机构本身，处置应遵循清偿债务→分配股东→剩余资产注销的逻辑。上海市某大型教育集团注销案例印证了这一点：2022年，该集团因资金链断裂申请破产，其核心课程体系被债权人以抵偿债务的方式打包出售，原教师团队和学员对此均无发言权。支持者认为，若强调价值传承，将破坏市场退出机制的公平性——毕竟，没有企业会因可能的社会价值而豁免清算责任。

（二）社会价值论：教育属性下的公共产品派

教育不是普通商品，教学成果更不应是‘待价而沽’的资产。上海市教委民办教育管理处前处长张华提出相反观点。她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52条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并依法清偿债务的规定，认为妥善安置不仅包括学员的转学安排，更应包括其学习成果的延续。上海市某少儿美术机构注销时的实践或许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该机构将学员作品集、教学视频等成果捐赠给社区文化中心，并联合公益组织举办学员成果展，既保留了教育记忆，又实现了社会价值。支持者反问：当优质教育资源因机构注销而消失，受损的不仅是个体，更是整个社会的教育生态——难道这些凝聚了师生心血的成果，只能成为清算程序中的数字损耗？

（三）利益平衡论：多元共治下的动态协商派

清算与社会价值并非非此即彼，关键在于建立‘利益相关者共治’机制。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王芳在《教育机构退出中的利益平衡研究》中提出。她认为，教学成果处置应遵循师生优先→机构补偿→社会共享的层级：学员的个人学习成果（如作品、证书）应优先返还教师和学员；剩余成果若具有商业价值，机构股东可获得合理补偿；对具有公共属性的成果（如教学方法论），应通过政府引导、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向社会开放。2023年，上海某英语培训机构注销时采用了这一模式：学员的电子学习档案免费开放给学员本人，核心课程体系经行业协会评估后，授权给3所公立学校免费使用，剩余收益用于清偿债务。这种多方共赢的模式，逐渐成为行业讨论的新焦点。

三、立场嬗变：从清算合规到价值再发现

在梳理不同观点的过程中，笔者的立场也经历了从法律至上到教育优先的嬗变。最初，笔者倾向于清算优先论——毕竟，法律是市场秩序的基石，若允许以社会价值为由突破清算程序，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当深入分析教学成果的特殊性后，这一立场开始动摇。

就像博物馆的展品，其价值不仅在于创作本身，更在于如何被展示和解读——教学成果的处置，关键不在于存或弃，而在于能否让知识流动起来，让更多人受益。上海某编程培训机构注销案例让笔者深受触动：该机构将自主研发的青少年编程入门课程开源，短短半年内被全国200多所学校采用，原本可能沉睡的课程，反而实现了教育价值的最大化。这不禁让人反思：我们是否过于强调机构对教学成果的所有权，而忽视了其作为教育载体的社会属性？

进一步思考，教育成果的处置，某种程度上是对教育公平的二次分配。当优质教育资源因机构注销而消失，受损的往往是弱势群体——他们无力承担持续的高昂学费，却可能从这些被清算的教学成果中受益。上海市某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培训机构注销时，若不是将教学资料捐赠给社区公益组织，这些孩子可能永远失去接触系统性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公平的维度，是单纯的法律逻辑难以覆盖的。

四、破局路径：构建法律保障+价值转化的双轨制

要破解教学成果处置困局，需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构建法律保障+价值转化的双轨制。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操作问题，更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

（一）法律层面：明确权属，划定清算红线

当前，教学成果处置的首要障碍是法律空白。建议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中，增加教学成果处置专章，明确三点：一是教学成果的权属划分，要求机构在设立时通过合同约定教师、学员、机构的权益比例；二是清算时的优先保留权，规定学员的个人学习成果和具有公共属性的教学成果，不得用于清偿债务；三是第三方评估机制，引入教育、法律、财务等领域专家，对教学成果的价值进行客观评估，避免低价处置或恶意侵占。

（二）操作层面：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

法律保障是基础，价值转化是关键。可由政府牵头，联合行业协会、高校、公益组织，建立上海教育成果转化平台。该平台具备三大功能：一是成果存储，为注销机构提供免费的教学成果数字化存储服务；二是需求对接，精准匹配公立学校、社区机构、公益组织对教学成果的需求；三是价值评估，通过专业团队对成果的教育价值、商业价值进行量化，为后续分配提供依据。2023年，上海市静安区试点的教育成果银行已初见成效：该平台已对接12家注销机构，转化课程资源35套，服务学员超5000人。

（三）文化层面：重塑认知，培育教育遗产意识

更深层次的破局，在于改变社会对教学成果的认知——它不应是机构的私有财产，而应是可传承的教育遗产。建议通过媒体宣传、行业评选等方式，宣传优秀教学成果的社会价值，引导机构将成果传承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例如，可设立上海教育成果传承奖，对在注销时妥善处置教学成果的机构给予表彰，形成正向激励。

在清算与传承之间，寻找教育的永恒价值

上海培训机构的注销潮，既是行业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教育治理能力的考验。教学成果的处置，看似是机构退出时的收尾工作，实则关乎教育公平、知识传承与社会价值。当我们在清算与传承之间寻找平衡时，不应忘记：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而教学成果，正是这一发展历程中最珍贵的见证。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那些被妥善保存的教学成果，将成为上海教育史上的一块块活化石——它们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教育实践，更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价值，永远超越机构的生命周期。这，或许就是我们在清算与传承之间，最应寻找的价值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