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注销后，担保合同何去何从？——一场关于责任与规则的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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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场景】

深秋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会议室投下斑驳光影。长条桌上，三杯清茶冒着袅袅热气，笔记本摊开，写着国企改制注销担保合同处理专题访谈。访谈者（记）坐在中间，两侧分别是法律学者李维明、某国企改制项目主办律师王磊，以及某国有银行对公业务部总经理张建华。三人背景各异，却共同聚焦一个现实难题：当国企完成改制并注销后，那些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合同，究竟该如何收场？

一、开场：从注销到责任真空的追问

记：今天想请三位聊聊国企改制注销后担保合同处理的问题。最近有案例显示，某国企在注销前未妥善处理对外担保，导致债权人维权无门，甚至引发连锁债务纠纷。这个问题看似专业，却关系到市场主体的信心和法治环境的稳定。想先请李教授从法律层面解释：国企注销后，其法人资格终止，那原来的担保合同是不是就跟着没了？

李维明（推了推眼镜，语速平缓）：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根据《民法典》第59条，法人终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应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完成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但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其效力并不必然因主合同债务人（即国企）注销而消灭。关键要看注销程序是否合法，尤其是清算组是否依法履行了通知和公告义务，是否对担保债务进行了清偿或担保责任确认。如果清算组在注销时未处理担保债务，根据《公司法》第185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或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时候，责任就从企业转移到了清算责任人身上。

记：王律师常年处理改制项目，您实务中遇到的情况是不是更复杂？

王磊（身体前倾，语速较快）：复杂太多了！李教授说的是法律底线，但现实里，改制中的国企往往背着石头过河。比如我们去年接的一个案子：某地方国企通过先分立后注销的方式改制，把优质资产划到新公司，老厂留下一堆债务和担保合同空壳注销。债权人找过来，新公司说资产不是我借的，老厂已经注销，清算组说当时没查到这笔担保——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逃废债操作。实务中，担保合同处理的核心矛盾，在于改制方案的合规性和债权人知情权有没有被尊重。很多企业觉得注销就一了百了，却忘了担保责任是甩不掉的包袱。

张建华（端起茶杯轻啜一口，声音沉稳）：我们银行作为债权人，最怕的就是这种注销甩担子。去年我们有个贷款客户，国企A为它提供了最高额担保，结果A企业在改制时没通知我们，直接注销了。等贷款到期，企业还不上，我们才发现担保主体没了。后来通过诉讼，虽然法院判清算组承担赔偿责任，但执行起来——老厂设备早被搬空，账上没钱，最后只拿回不到10%的本金。这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憋屈，太常见了。

二、核心难题：担保物、保证人与清算责任的三角困局

记：刚才提到，担保合同不因企业注销自动消灭，那具体到操作层面，债权人该怎么主张权利？担保物怎么办？保证人责任又该如何划分？

王磊：这个问题得分情况看。如果是物保（比如抵押、质押），根据《民法典》第392条，债权人有权就担保物优先受偿。但现实是，很多国企改制时，担保物早就被偷偷转移了。我们有个案子，国企把厂房抵押给银行后，改制时把厂房作价入股到新公司，既没通知银行，也没注销抵押，结果新公司把厂房卖了，银行根本追不回担保物。这时候，债权人必须赶紧做两件事：一是查担保物是否被非法处置，二是起诉确认担保物权继续有效——哪怕企业注销了，只要担保物存在，权利就跟着走。

李维明：补充一点，如果是人保（比如保证），根据《民法典》第681条，保证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国企注销后，如果主债务还没到期，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但这里有个关键点：保证期间。很多债权人会忽略这个除斥期间，比如合同约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内未主张，保证责任免除，结果企业注销后，债权人拖了三年才起诉，法院直接判保证人免责。实务中，我们建议债权人：一旦知道企业改制或注销，立刻发《催款通知书》，中断保证期间，避免权利睡觉。

张建华：王律师刚才说的担保物转移，我们银行深有体会。国企改制时，资产处置往往内部操作，债权人根本插不上手。比如某国企用土地使用权抵押，改制时说这块地要收储，结果收储款进了新公司账户，老厂注销后，我们连抵押物登记都没解除。后来我们通过申请执行异议之诉，才确认收储款优先用于清偿担保债务。但这个过程，耗时两年多，企业早就改头换面了。所以对银行来说，事前风控比事后追偿重要百倍——贷前就要查清楚企业有没有未决担保，改制方案里有没有债务处理条款，否则注销后就是无头案。

记：李教授，您刚才提到清算组责任，那如果清算组在注销时故意隐瞒担保债务，或者恶意处置担保物，债权人该怎么维权？

李维明：这就涉及侵权责任了。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23条，清算组未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清算组成员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恶意处置担保物，比如把已抵押的资产低价转让给关联方，债权人可以主张转让行为无效，要求返还担保物或赔偿损失。实务中有个难点：怎么证明清算组存在故意？这就需要债权人及时申请法院调取改制时的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资产处置协议等证据——很多企业改制时程序空转，连会议记录都没有，这时候举证就特别困难。

王磊：对，我补充一个细节。去年我们帮一个债权人起诉清算组，当时企业改制方案里写所有债务已结清，但我们在工商档案里发现，改制前三个月，企业还新签了一笔担保合同！后来通过调取银行流水，发现担保款直接转到了股东个人账户。这种明显的恶意，法院最后判清算组成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提醒各位，遇到国企改制，一定要去工商局查改制时的全套档案，里面往往藏着猫腻。

三、破局之道：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的共识

记：三位都提到了事前预防的重要性。那从企业、债权人、监管机构的角度，分别该怎么构建防火墙，避免注销后担保责任悬空？

张建华：从银行角度，我们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贷前穿透审查，不仅要看企业当前资产，还要查它有没有未决诉讼、对外担保，甚至要求股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第二道是改制全程跟进，一旦知道企业要改制，立刻发《函证》，要求确认担保债务是否纳入清偿范围，否则立即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第三道是多元担保，比如要求企业提供抵押+保证组合担保，即使企业注销，至少还有保证人可以追偿。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很多国企改制雷厉风行，有时候连我们银行都是事后才知道，这防线的建立，还需要企业更规范的披露。

王磊：律师能做的，是帮企业把程序做扎实。比如我们做改制项目时，一定会要求客户出具《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逐笔列明所有对外担保，并通知债权人签字确认。如果债权人联系不上，就在全国性报纸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告，保留公告证据——这样即使将来出问题，也能证明清算组已履行义务。建议企业不要搞分立式注销，把优质资产和债务一刀切，而是通过整体改制或债务重组，把担保责任明确承接主体。比如某国企改制时，把担保债务打包转让给新公司，并在工商登记里备注担保债务随主债务转移，这样债权人就有明确的追索对象。

李维明：从立法和监管层面，我觉得可以强化两个制度。一是清算责任强制审计，要求国企改制注销时，必须由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清算专项审计报告》，详细列明债务处理情况，特别是担保债务，审计报告要抄送所有已知债权人；二是失信联合惩戒，对恶意逃废债的清算组成员，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其担任其他企业高管。现在《企业破产法》正在修订，我建议把国企改制注销纳入准破产程序，参照破产清算的债权申报、清偿顺序来处理担保债务，这样债权人权益就能更有保障。

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企业已经注销，担保债务又没人认账，债权人还有没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王磊（沉吟片刻）：有，但难度很大。可以尝试两条路：一是起诉股东，如果股东在改制中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比如空壳注销、转移资产，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找上级主管单位，如果是国企，很多改制其实是行政主导，如果上级单位在改制中存在违规操作，比如强令企业甩掉担保债务，可能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过这两条路都需要扎实的证据，而且诉讼周期很长，债权人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张建华：补充一点，现在很多地方有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可以尝试先调解。比如我们去年遇到一个案子，国企注销后，担保人找不到，我们通过调解中心联系到改制后的承接企业，最后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协议，虽然没拿回全部本金，但至少避免了血本无归。所以遇到问题，别急着诉讼，先看看有没有协商的空间——毕竟，商业谈判的终极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斗个你死我活。

【访谈后记】

三个小时的访谈结束时，窗外的阳光已转为暖橙色。三人的观点虽有差异——李教授强调法律底线，王律师聚焦程序正义，张建华关心债权实现——但核心共识清晰：国企改制注销不是甩锅的终点，担保责任的接力棒必须在阳光下传递。

这场对话让我想起王磊律师的一句话：改制是‘手术’，不是‘割瘤’——切掉坏资产的不能把‘责任血管’也扎断。国企作为市场主体，其改制注销本应是市场化行为，但担保责任这一契约精神的体现，绝不能在注销二字中消解。或许，正如李教授所言，只有当清算责任真正落地、债权人知情权得到保障、恶意逃废债面临严惩，企业才能在生时规范经营，死时从容卸下责任，市场经济的信用链条也才能更加坚韧。

而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无论是企业经营者、债权人，还是法律从业者，这场对话留下的启示或许更深远：在规则与利益的博弈中，唯有敬畏契约、尊重程序，才能避免注销变成失信，让每一次市场主体的退出，都成为法治建设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