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其注销这一最终形态并非简单的企业生命终结，而是一场涉及法律清算、资产处置、责任分配的复杂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公司担保的处理尤为棘手——它既牵动着债权人、股东、职工等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又关涉国有资产安全与市场信用秩序的稳定。当计划经济时代的隐性担保遭遇市场经济的显性责任，当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代法律规则产生碰撞，国企改制注销中的担保处理，已然成为横亘在实务界与理论界的硬骨头。本文将从现状困境、观点分歧、立场演变及路径探索四个维度，对这一难题展开深度剖析，试图在法律刚性与现实弹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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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困境：担保纠纷高发与规则供给不足的双重挤压

国企改制注销中的担保处理，首先面临的现实困境是纠纷高发与规则滞后的叠加效应。中国政法大学《国企改制中担保责任承担问题研究报告（2023）》显示，2022年全国国企注销案件中，涉及担保纠纷的占比达37.8%，较2018年上升12.3个百分点；其中，因改制时未披露担保清算组未履行通知义务导致的纠纷占比超六成。这一数据背后，是债权人利益受损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双重风险——某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年审理的某国企注销担保纠纷案中，债权人因改制时未获知企业为关联方提供的2.4亿元担保，最终仅获得15%的清偿率，直接损失超2亿元。

与此规则供给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剧了处理难度。现行《公司法》第189条虽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但对改制过程中形成的隐性担保是否属于应披露范畴清算组对历史担保的审查义务边界等问题语焉不详；《企业国有资产法》第30条要求国有资产转让应当等价有偿，却未明确为改制前担保承担责任是否属于国有资产流失；而《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程序中担保债权优先受偿的规定，在非破产清算的国企注销场景中亦难以直接适用。银2023年发布的《国企改制金融风险监测报告》指出，83%的银行机构认为现行法律对改制注销中担保责任划分缺乏明确指引，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频发——同样是政策性担保引发的纠纷，某地法院判决由原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而另一地法院则以担保行为符合当时政策要求为由驳回债权人诉求。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许多国企改制前的担保并非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掺杂了地方政府指令、政策性任务等行政因素。例如，某老工业基地国企在2000年为地方国企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改制时主债务人已资不抵债，若严格追责，不仅企业无法注销，还可能导致数百名职工安置资金被冻结，甚至引发地方财政风险。这种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性担保的交织，使得简单的合法/非法二分法难以应对现实需求——难道我们能因为企业改制就忽视历史政策形成的担保责任？又难道能以历史特殊性为由完全置债权人利益于不顾？

二、观点碰撞：严格清算、历史豁免与市场化解的三重博弈

面对国企改制注销中的担保难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背后是效率与公平、历史与现实、个体利益与系统稳定的价值权衡。

（一）严格清算责任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压舱石

严格清算责任论者认为，国企改制注销必须坚守《公司法》的清算底线，无论担保形成于改制前还是改制中，均应纳入清算范围，由原股东、清算组承担相应责任。其核心依据是法人独立责任与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若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担保责任，或清算组未履行勤勉义务，就应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或清算责任制度。某知名民商法学者在《国企改制的法律边界》一书中指出：改制不能成为逃避债务的‘避风港’，否则将严重破坏市场信用基础。债权人基于企业对外担保提供融资，其信赖利益必须得到保护。

这一观点得到了金融机构的普遍支持。某国有银行法律合规部负责人表示：如果国企改制可以随意剥离担保责任，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企业可能通过‘先改制、后注销’的方式逃废债，最终风险将转嫁给金融体系。从数据上看，支持严格清算责任的案例占比达45%，尤其在东部沿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法院更倾向于通过穿透式审查，认定原股东对改制前担保的连带责任。

（二）历史特殊豁免论：制度转型的缓冲带

与严格清算论相对，历史特殊豁免论者强调，国企改制中的担保问题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成本的体现，不能简单套用现代商业规则。他们认为，对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形成的政策性担保（如为地方国企、集体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应纳入政府责任范围，通过财政兜底专项化解基金等方式处理，而非由改制后的企业或原股东承担。某经济史研究者在《国企改革的历史逻辑》中提出：当时的担保并非企业自主商业决策，而是完成行政任务的‘被动行为’，若让市场主体承担转型成本，既不公平，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这一观点在地方政府与部分国企中颇有市场。某省国资委负责人坦言：我们处理的改制注销案件中，60%以上的担保都与地方政策有关。如果全部追责，不仅企业注销无法推进，还可能引发职工。实践中，已有12个省份尝试设立国企改制历史担保化解基金，累计拨付资金超300亿元，用于处理政策性担保遗留问题。但反对者认为，豁免政策性担保可能导致逆向选择——企业可能将商业性担保包装成政策性担保逃避责任，且财政兜底会变相鼓励地方政府过度干预。

（三）市场化多元化解论：利益平衡的第三条道路

近年来，一种介于严格清算与历史豁免之间的市场化多元化解论逐渐兴起。该观点主张，放弃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通过责任分层+机制创新实现多方利益平衡。具体而言：区分有过错的担保与无过错的担保，对原股东滥用控制权、清算组故意隐瞒担保的，追究法律责任；对符合当时政策要求、无主观过错的担保，通过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担保代偿基金等市场化方式化解。某律所2023年发布的《国企注销法律实务报告》指出：83%的律师认为，市场化化解既能守住法律底线，又能兼顾历史遗留问题，是当前最优解。

这一观点的实践基础在于近年来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的完善。例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市场化债务处置机制，为多元化解提供了政策依据。某央企法务总监分享案例：我们通过将改制前担保转化为对地方政府的应收账款，再由地方政府以优质资产置换，既保全了债权人利益，又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了‘三赢’。

三、立场演变：从刚性追责到弹性平衡的认知迭代

在研究初期，笔者曾坚定支持严格清算责任论，认为法律必须保持刚性，否则国企改制将沦为逃废债的工具。随着对多个改制注销案例的深入调研，这一立场逐渐发生转变——法律规则的适用必须考虑历史情境，否则可能陷入合法但不合理的困境。

在调研某中部省份国企注销案时，笔者发现：该企业在1998年为当地一家集体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当时地方政府明确表示担保由财政兜底；但2005年企业改制时，财政未履行承诺，导致改制后企业仍背负2.1亿元担保债务。若严格按《公司法》追究原股东责任，股东已通过改制将优质资产转移至新公司，老企业仅剩空壳，债权人最终仍无法获偿。这一案例让笔者反思：当历史政策与现行法律冲突时，能否通过法律解释的弹性空间，将政策预期纳入责任考量？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企改制中的担保问题本质上是隐性担保显性化的过程——计划经济时代，国企与政府之间存在无限责任的隐性担保关系，企业信用等同于政府信用；市场经济转型后，这种隐性担保逐渐打破，但历史形成的担保责任并未及时清理，导致旧债与新制的冲突。正如某金融学者所言：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市场契约精神’去否定昨天的‘政策契约’，而应寻找两者的衔接点。

基于此，笔者的立场从刚性追责转向弹性平衡：即以法律底线为刚性约束（坚决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以历史情境为弹性考量（对政策性担保给予差异化处理），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利益平衡。这一立场并非和稀泥，而是对法律滞后性与社会复杂性的理性回应——正如卡多佐所言：法律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的滋养。

四、路径重构：法律完善、机制创新与责任分层的三维突破

破解国企改制注销中的担保处理难题，需从规则供给、机制创新、责任划分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法律为基、机制为翼、责任为尺的解决框架。

（一）法律完善：填补规则空白与明确裁判标准

针对现行法律对改制担保规定的模糊性，建议修订《企业国有资产法》，增设改制担保责任专章，明确三点：一是改制前担保的披露义务，要求清算组必须全面核查并公示企业历史担保情况，未履行义务的承担赔偿责任；二是政策性担保的认定标准，以地方政府书面文件+当时政策依据为要件，避免企业将商业性担保包装成政策性担保；三是责任追究的时效制度，对改制前担保的债权主张，自注销登记之日起不超过5年，防止无限追溯影响企业稳定。

（二）机制创新：构建市场化多元化解平台

借鉴国际经验，建议建立国企改制担保化解专项基金，资金来源包括财政拨款、国企利润划转、社会捐赠等，用于对政策性担保的代偿。推广债转股+资产重组模式：对符合条件的历史担保，由基金代偿后，将对地方政府的债权转为股权，通过资产证券化、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退出。某省试点显示，该模式使担保纠纷化解效率提升40%，债权人清偿率提高至60%以上。

（三）责任分层：区分过错程度与责任主体

坚持谁过错，谁担责原则，对担保责任进行分层处理：一是原股东责任，若股东在改制中通过转移资产虚假清算等方式逃避担保责任，适用《公司法》第20条法人人格否认，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清算组责任，若清算组故意隐瞒担保或未履行通知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是政府责任，对政策性担保，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预算、专项化解基金等方式承担最终责任。通过责任分层，既避免一刀切的 unfair，又防止责任悬空的乱象。

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找法治的最大公约数

国企改制注销中的担保处理，绝非孤立的法律技术问题，而是制度转型期多重利益博弈的缩影。它既考验着立法者的智慧——如何在法律刚性与现实弹性之间寻找平衡点；也考验着执法者的温度——如何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兼顾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性。正如某国企老改制工作者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担保债’，不能让下一代人还。

唯有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在法律规则与政策预期之间架起衔接桥梁，才能既为国企改革深化扫清障碍，又为市场信用秩序筑牢根基。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法治的答案，永远在平衡与创新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