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在临港搞招商这些年，见过的企业来来去去，最头疼的不是招进来，而是送出去——尤其是境外上市公司注销这一块，简直像拆，稍有不慎就留下一地鸡毛。记得2019年，我们园区有个做半导体设备的德国企业，母公司因为全球战略调整，要注销上海子公司。当时注销公告一发布，境内十几个供应商立马炸了锅，之前签的调解协议约定3个月内分期支付欠款，结果母公司突然宣布资金链紧张，第一批款就没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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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代表是个东北大姐，直接拍桌子说：公告都发了，你们想拍拍屁股走人？没门！我当时刚接手这个案子，心里直打鼓——境外上市公司注销，境内资产处置、债务清偿，每一步都是坑。后来我们连夜启动企业服务专班机制，联系临港管委会的金融部门，协调银行开出履约保函，同时和供应商协商：先把50%欠款当场付清，剩下的50%由母公司在国内的关联企业提供连带担保，分6个月付清，利息按LPR上浮10%。折腾了整整两周，总算把火压下去。

这件事给我敲了警钟：上海公司注销公告发布后，争议调解协议的履行绝不是一纸公告就能解决的。尤其是境外上市公司，母公司可能远在千里之外，国内子公司注销后，责任主体容易悬空。很多企业以为公告发布就万事大吉，其实这才是争议的引爆点——供应商、员工、甚至税务部门，都可能在这个节点跳出来。所以我的第一个经验就是：注销公告发布前，必须把调解协议履行清单做扎实，别等公告发了再当救火队员。

从对抗到握手：调解协议履行的临港实践

去年遇到一个更棘手的案子：某新加坡上市公司在上海的研发中心，因为母公司业务转型要注销。核心争议点不在钱，而在人——研发团队手里有5项核心专利，之前调解协议约定专利归团队所有，母公司享有免费许可权，但注销公告发布后，母公司突然变卦，说要优先回购专利，否则拒绝支付团队的经济补偿。

当时研发团队的情绪几乎失控，30多个工程师堵在园区门口，说专利是我们熬了三年夜搞出来的，凭什么说收就收？我带着招商团队过去时，场面一度很僵。说实话，我当时也有点懵——调解白纸黑字写着，怎么公告一发就变卦？后来我灵光一闪：跨境注销时，境外母公司对国内子公司的控制力会随着注销流程推进而减弱，这时候信息差就是最大的矛盾点。

我们立刻做了三件事：第一，联系新加坡总部，要求他们书面确认拒绝回购的理由；第二，组织团队和母公司视频会议，当面对质协议条款；第三，请临港的知识产权调解工作室介入——这是园区和司法局共建的平台，专啃这种硬骨头。调解那天，新加坡派了个法务总监，态度很强硬，我们直接把调解协议的签字页、研发团队的实验记录、专利申请的邮件往来都甩出来：你们当初签协议时，团队是按‘专利归属团队’做的研发投入，现在要回购，要么按市场价，要么按协议来，不然我们只能启动‘专利无效’程序，到时候谁都没好处。

最后母公司妥协了，不仅按协议履行，还额外补偿了团队200万。这件事让我明白：调解协议履行不能和稀泥，得用专业对专业，用规则对套路。临港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有完整的服务生态——从知识产权调解到跨境法律咨询，从税务清算到政策衔接，能把各方拉到同一个桌子上。现在我们园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境外上市公司注销前，必须过三关——债务清偿关、知识产权关、员工安置关，每一关都要有第三方专业机构背书，不然注销公告一律暂缓发布。

跨境注销中的时间差：如何让协议履行不掉链子

做招商久了，我发现一个规律：境外上市公司注销，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时间差——母公司那边可能已经开完股东会决定注销，国内子公司这边还在走流程；公告发布时，国内资产还没处置完，境外资金却已经开始转移。这种时间差会让调解协议履行变得异常脆弱。

去年有个香港上市公司，在上海搞贸易，注销时有一笔500万的政府补贴未返还（因为没达到承诺的营收）。调解协议约定按实际使用比例返还，剩余款项3个月内付清。结果注销公告发布一周后，香港母公司突然宣布清算启动，国内账户被冻结，补贴款直接躺平了。招商部门找过去，对方甩来一句：子公司都注销了，找谁去？

我当时就火了：注销公告发布，不代表法人资格立即消灭，清算组才是责任主体！很多境外企业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玩金蝉脱壳。我们立刻启动跨境联动机制，联系临港海关、税务局，调取该公司的进出口数据和完税证明，证明营收未达标是因为母公司突然缩减订单，并非企业自身原因。我们通过香港贸易发展局，找到母公司的清算律师，发去律师函：如果拒不履行调解协议，我们将把你们列入‘临港招商失信名单’，并且通过香港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最后这笔钱是追回来了，但耗时整整两个月。这件事让我反思：跨境注销的时间差必须靠机制来填平。现在我们园区正在试点注销履约风险预警系统，把境外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动态、子公司清算进度、调解协议履行情况都纳入监控。一旦发现母公司启动清算子公司账户异常等信号，系统会自动触发履约冻结程序——暂停资产处置，直到调解协议履行完毕。虽然这套系统还在测试，但我相信，科技手段能让时间差变成可控差。

最后的临港答卷：争议调解的招商思维延伸

前几天和园区里一个老招商员喝茶，他说：以前我们招商比的是‘政策有多好’，现在比的是‘退出有多顺’。我深有同感。这些年临港吸引了不少境外上市公司，但引进来只是第一步，退出去的体面，才是区域口碑的关键。

有个数据让我很感慨：2022年临港新区注销的境外企业中，95%都顺利履行了争议调解协议，这个比例在全市是领先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是我们把招商思维用到了退出服务上——不是把企业请进来就完事，而是要陪他们走完最后一程。

比如我们有个退出服务清单，从注销公告发布前的债务梳理，到公告发布中的争议调解，再到注销后的资产处置，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对接。再比如我们建立了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对那些主动履行调解协议的企业，在后续招商中给予政策倾斜——毕竟，做生意讲究有来有回，今天你让企业体面退出，明天才会有更多企业放心进来。

不过说实话，我也常在想：当企业注销成为常态，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定义招商的边界？ 从引进来的成功，到退出去的体面，这中间的争议调解、责任衔接，或许才是临港作为特殊经济区的真正竞争力——不是靠政策洼地，而是靠服务高地；不是靠短期吸引，而是靠长期共生。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家境外上市公司在上海注销，留下的不仅是资产和债务，还有一段合作的历史。我们该如何让这段历史，成为区域营商环境的加分项，而不是减分项？ 这或许是我们每个招商人，都需要用一辈子去回答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