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销公司背景下知识产权侵权仲裁保全的困境与破解路径：一个跨制度视角的分析<

>

引言：注销浪潮下的保全真空现象

在市场主体新陈代谢加速的今天，公司注销已成为经济活动中常见的退出机制。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当企业因注销而消失时，其此前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却并未随之终结——特别是当权利人已启动仲裁程序并申请财产保全时，注销行为往往导致保全措施落空，最终使仲裁裁决沦为一纸空文。2023年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则典型案例颇具代表性：A科技公司因侵犯B公司的软件著作权被申请仲裁，在仲裁委裁定保全并查封A公司银行账户后，A公司突然启动简易注销程序，仅通过公告即完成注销，导致账户资金被转移，B公司最终虽获仲裁支持，却因被执行主体不存在而无法实现债权。这一案例折射出的核心问题是：公司注销制度与知识产权侵权仲裁保全机制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错位？如何构建既能保障市场退出效率，又能维护知识产权权益的协调路径？

现实图景：数据背后的保全困境与制度诱因

一、数据揭示的保全失效现状

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某财经大学法学院《2023年企业注销后知识产权维权现状报告》）通过对全国287份相关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在2020-2022年间，企业注销后知识产权侵权仲裁保全申请的驳回率高达62.3%，其中因被申请人主体资格灭失被驳回的占比达78.6%。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驳回的案件中，有43.2%的被申请人存在注销前未通知已知债权人或清算报告中未披露未结侵权诉讼的违规情形。这表明，注销程序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责任规避已成为仲裁保全失效的主要推手。

另一项来自某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受访的200家知识产权权利人中，有68%表示曾遭遇被申请人通过注销逃避保全责任的情况，其中35%的案件最终因财产转移导致赢了官司输了钱。这些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注销制度的设计初衷（简化退出流程）与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持续性损害、证据易灭失）之间存在天然张力，而现有制度未能有效调和这一张力。

二、制度诱因：法律规则与实践需求的错位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程序效率与实体正义的失衡。从法律层面看，我国《公司法》第188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这一条款将完成清算作为注销的核心要件，却未明确未结侵权纠纷的处理程序，更未规定仲裁保全的衔接机制。实践中，工商部门在办理注销时，仅需审查清算报告、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对是否存在未结诉讼缺乏主动核查义务——这种形式审查模式为恶意注销留下了操作空间。

从实践层面看，知识产权侵权仲裁保全具有时效性强财产易转移的特点。根据《仲裁法》第28条，仲裁保全需由仲裁委将申请提交人民法院，法院则需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当被申请人利用简易注销（仅需20天公告期）或承诺制注销等快速退出机制时，仲裁保全的时间差问题被放大：从权利人申请保全到法院查控资产，往往需要3-5个工作日，而注销公告期仅20天，被申请人完全可在保全措施落地前完成注销并转移资产。

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效率优先的注销规则遭遇权利保障优先的保全需求时，制度设计是否应有所侧重？抑或是否存在兼顾二者的中间路径？

概念模型：注销公司仲裁保全困境的三维分析框架

为更系统地理解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一个法律-实践-利益三维分析框架（见图1），揭示注销公司知识产权侵权仲裁保全困境的成因与破解逻辑。

图1：注销公司知识产权侵权仲裁保全困境三维分析框架

```

法律维度（制度供给不足）

├─ 注销程序中未结侵权纠纷披露义务缺失

├─ 仲裁保全与注销程序的衔接机制空白

└─ 恶意注销的惩戒力度不足

实践维度（操作障碍）

├─ 信息不对称：工商部门与法院/仲裁委信息不互通

├─ 时间冲突：注销公告期短于保全响应周期

└─ 资产转移隐蔽性：通过关联交易、虚构债务转移核心资产

利益维度（行为驱动）

├─ 被申请人：利用注销逃避保全责任，降低违法成本

├─ 权利人：维权成本高、举证难、执行难

└─ 司法/行政机关：追求结案率与行政效率，对程序瑕疵容忍度高

```

一、法律维度：制度供给的结构性缺口

法律维度的核心问题是规则缺失。具体而言：

一是未结侵权纠纷的披露义务未法定化。《公司法》仅要求清算组通知已知债权人，但已知的标准模糊——若侵权纠纷尚未进入仲裁程序，权利人是否属于已知债权人？实践中，多数企业选择在清算报告中回避未结侵权纠纷，而工商部门对此缺乏主动审查依据。

二是仲裁保全与注销程序的衔接机制空白。现行法律未规定仲裁保全期间不得注销注销前需向仲裁委/法院备案等条款，导致被申请人可绕过保全程序完成注销。

三是恶意注销的惩戒力度不足。《公司法》第205条虽规定清算组未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可承担赔偿责任，但实践中权利人需证明未通知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举证难度极大。

二、实践维度：操作层面的执行梗阻

实践维度的核心问题是机制脱节。一方面，信息孤岛现象突出：工商部门的注销登记系统、法院的财产查控系统、仲裁委的案件管理系统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导致被申请人已注销的信息往往在保全措施执行后才被发现，错失最佳处置时机。时间资源配置失衡：简易注销的20天公告期与保全的48小时黄金响应期形成鲜明对比——被申请人只需在公告期内按兵不动，即可在保全措施落地前完成注销。资产转移手段隐蔽化也成为重要障碍：实践中，被申请人常通过低价转让核心知识产权向关联方虚构债务将资产转入注销前新设公司等方式转移财产，权利人即便事后发现，也因证据不足难以追回。

三、利益维度：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失衡

利益维度的核心问题是激励扭曲。对被申请人而言，通过注销逃避保全责任的收益（避免赔偿、保全财产）远大于成本（行政处罚、信用惩戒）——据统计，因注销后逃避保全责任被行政处罚的企业占比不足5%，且处罚金额多在10万元以下，与其可能承担的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动辄数百万元）相比九牛一毛。对权利人而言，维权成本（时间、金钱、精力）与预期收益（即便胜诉也可能无法执行）严重不匹配，导致部分权利人选择放弃维权。对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而言，简化注销流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而严查未结纠纷则增加行政与司法成本，这种考核导向进一步弱化了其对注销程序的实质审查动力。

批判性反思：现有路径的局限与未来方向

一、对现有解决方案的质疑

针对上述困境，实践中已出现一些探索，如法院依职权追加清算责任人为被执行人仲裁委向工商部门出具《建议暂缓注销函》等。这些方案存在明显局限：

其一，追加清算责任人的法律依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9条规定：清算组未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但该条款适用于债权申报，而知识产权侵权仲裁中的保全申请是否属于债权申报范畴，实践中存在争议。

其二，仲裁委的建议函缺乏强制力。工商部门无义务仅凭仲裁委的建议暂缓注销，且即便暂缓，被申请人也可能通过普通注销（45天公告期）拖延时间，最终仍可实现资产转移。

这些局限的本质在于：现有方案仍停留在事后补救层面，未能从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构建全流程保障机制。

二、未来研究方向与实践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前瞻性建议：

（一）制度完善：构建预防-控制-惩戒全链条规则体系

1. 明确注销前未结侵权纠纷的强制披露义务。修订《公司法》，要求清算组在清算报告中单独列明未结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并书面通知仲裁委/法院；工商部门在办理注销时，需书面征询仲裁委/法院是否存在未结保全案件，存在则暂缓注销。

2. 建立仲裁保全的快速冻结+注销阻却机制。规定仲裁保全申请提交后，法院应在24小时内启动网络查控，同时向工商部门发送注销预警；被申请人申请注销的，工商部门需凭法院保全未解除证明方可受理。

3. 强化恶意注销的惩罚性赔偿。对明知未结侵权纠纷仍注销的企业，除承担侵权责任外，可处以应赔金额10%-30%的惩罚性赔偿，并将恶意注销行为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二）技术赋能：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互通

推动建立知识产权仲裁保全-企业注销联动信息平台，整合工商、法院、仲裁委、知识产权局的数据资源，实现注销申请-保全状态-财产查控信息的实时共享。例如，当企业申请注销时，系统自动比对是否存在未结仲裁保全案件，存在则触发注销冻结程序，从技术上阻断带病注销。

（三）利益平衡：构建成本共担+激励相容的多元治理模式

1. 设立知识产权维权专项基金。由政府、行业协会、保险公司共同出资，对因被申请人注销导致无法执行的权利人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降低权利人维权风险。

2. 引入仲裁保全责任保险。鼓励权利人投保，若因被申请人注销导致保全失败，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再向侵权方追偿，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

结论

注销公司知识产权侵权仲裁保全的困境，本质上是市场退出效率与知识产权权益保护之间的制度失衡。破解这一难题，需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思维，从法律规则-技术支撑-利益调节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于：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技术实现路径、惩罚性赔偿标准的量化设计、专项基金的可持续运营模式等。唯有如此，才能在保障市场主体退得快的确保知识产权权益保得住，最终实现效率与正义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