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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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市环保局会议室的百叶窗半开着，阳光透过玻璃在会议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桌上摆着三杯冒着热气的茶，访谈本摊开，笔尖悬在纸页上方，等待一场关于企业注销与环保的深度对话。本次访谈聚焦企业注销或吊销生产许可证后，环保问题如何演变，邀请三位不同背景的嘉宾：环保政策专家李教授、化工企业环保前负责人王工、受污染影响的社区居民张阿姨。

第一部分：专家视角——政策与现实的缝隙

访谈者：李教授您好，感谢您参与访谈。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企业注销或吊销生产许可证后，常见的环保问题有哪些？

李教授（推了推眼镜，语速平稳）：这个问题可以从时间线来看。企业注销前，如果环保手续不全——比如环保三同时（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没落实，或者排污许可超标，这些历史欠账会在注销时暴露。注销过程中，如果监管部门没介入，企业可能为了省钱，简单处理危废、拆除设备，甚至直接排放污染物。注销后，主体资格没了，原来的厂房、土地就成了污染遗产，比如土壤重金属超标、地下水污染，这时候谁来负责？就成了难题。

访谈者：您提到污染遗产，具体指什么？比如化工企业注销后，遗留的危废怎么处理？

李教授：对，比如某化工厂注销时，仓库里还有几十吨废有机溶剂，按规定应该交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但企业可能觉得反正要注销了，花这冤枉钱干嘛，就偷偷找无资质的拉走倾倒。或者更极端的，直接把危废桶埋在地下。这时候，企业法人可能已经注销，股东以有限责任为由推卸责任，监管部门想处罚都找不到主体。这就是环保责任真空。

访谈者：那现有政策有没有填补这个真空的机制？比如环境责任终身制？

李教授（微微点头）：环境责任终身制是个方向，但实践中很难落地。比如2015年新环保法强调谁污染谁治理，但企业注销后，谁是谁？《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有责任，但如果土地还没转让，原企业还在，责任就模糊；如果土地卖了，新买家可能不愿意背锅。还有排污许可制度，要求企业持证排污，但注销时排污许可证怎么注销？有没有配套的污染排查？目前很多地方是重审批、轻注销，环保验收没通过就注销，留下隐患。

访谈者：打断一下，您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政策不完善，还是执行不到位？

李教授（沉吟片刻）：都有。政策上，比如《公司法》规定公司注销前要清算，但清算组里很少有环保专业人士，导致环保债务被忽略；执行上，监管部门人手有限，不可能每个注销企业都现场核查，这就给了企业钻空子的空间。我去年调研过一家印染厂，注销时环保局只查了营业执照，没去厂区，结果后来土壤检测出六价铬超标，修复花了800万，最后还是政府买单。

访谈者：那未来怎么改进？有没有可借鉴的模式？

李教授：可以参考环保预存金制度，企业注销前，按规模和污染风险预存一笔钱，用于后续可能的污染修复；还有注销环保联审，市场监管部门注销营业执照前，必须先拿到环保部门的无污染遗留证明。浙江有些地方已经在试点，效果不错。关键是把环保责任嵌入企业全生命周期，从准入到注销，每个环节都不能断档。

第二部分：从业者视角——被忽视的最后一公里

访谈者：王工您好，您在企业负责环保工作多年，能不能从实操层面讲讲，企业注销时环保问题为什么容易被忽视？

王工（搓了搓手，语气带着无奈）：哎，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我之前在的那家化工厂，2020年要注销，老板说环保验收过了就行，别整那些虚的。我当时提出来，危废仓库的废催化剂还没处理，得找第三方，老板脸一沉：处理一吨要两万，我们厂里还有5吨，注销前花这十万？不如省下来给员工发遣散费！您说，我怎么办？总不能为了环保跟老板硬刚吧？

访谈者：那当时环保部门没介入吗？比如要求提供危废处理证明？

王工（苦笑）：介入了，但也是走过场。环保局来人看了下营业执照和排污许可证，说你们把注销申请交过来就行，根本没去厂区看。后来我离职了，听说他们注销时，那些废催化剂被拉到郊区一个废弃矿坑倒了——这是我后来听以前的同事说的，老板还夸省了十万。

访谈者：您觉得企业为什么敢这么做？是违法成本低，还是监管有漏洞？

王工（叹气）：都有。违法成本低啊！就算被发现，顶格罚也就几十万，处理危废的成本可能比罚款还高。再说，企业注销了，法人没了，你找谁罚？就算罚股东，他们可以说不知情，法律上很难认定。监管漏洞呢？环保局平时忙得脚不沾地，哪有精力管注销企业？他们更关注在产企业的排污，毕竟注销企业没产出、没税收，对地方GDP没贡献，自然没优先级。

访谈者：那环保三同时在注销时会不会成为历史遗留问题？比如设备没拆除，污染物还在泄漏？

王工：太常见了！我见过一家电镀厂，注销时为了省钱，没拆除废水处理池里的活性炭，结果活性炭饱和了，重金属离子慢慢渗到地下。两年后旁边建了个居民小区，打井喝水，居民集体中毒，最后环保局追溯，原企业早就注销了，土地也转手三次，最后还是政府赔钱。你说冤不冤？

访谈者：如果让您给监管部门提建议，您觉得最该抓什么？

王工（眼睛一亮）：抓注销前的环保验收！别光看手续，得去厂区实地查！比如危废仓库有没有台账，土壤有没有采样，废水处理设施能不能用。还有，建立企业环保信用档案，注销时如果有污染记录，把法人、股东拉进黑名单，终身禁入相关行业。这样他们才不敢注销了事。

第三部分：受益者视角——被污染的生活与无处安放的愤怒

访谈者：张阿姨您好，听说您家附近以前有家化工厂，后来注销了，现在还有环保问题？能给我们讲讲吗？

张阿姨（声音有些激动，语速很快）：讲？我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那家厂子叫宏达化工，2005年建的，就在我们村西头。刚开始说能解决村里几十个人的就业，我们都支持。结果呢？厂子一开，空气里全是臭鸡蛋味，井水都不能喝了，洗衣服都掉黄渍。我们找过老板，他说达标排放，找过环保局，他们来测了，说没问题。

访谈者：那厂子是什么时候注销的？注销后情况有没有好转？

张阿姨：2018年注销的，说是什么产能落后。注销前我们还以为能松口气，结果更糟！厂子没人管了，围墙塌了一角，我们小孩进去玩，捡到个铁桶，打开一看，黑乎乎的液体，沾到手上起疹子。后来听说那是废酸，腐蚀性可强了！还有，厂区后面的那条小河，以前我们小时候还摸鱼，现在全是红的、绿的泡沫，死鱼漂得到处都是。

访谈者：您有没有找过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或者政府？他们怎么说？

张阿姨（提高音量）：找过！土地现在是个老板租的，说要搞物流园，我们问他那厂子的污染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我是租的。找镇政府，他们说原企业注销了，我们也没办法。找环保局，他们说等土地开发的时候再治理。我们老百姓等得起吗？我孙子今年8岁，从小喝桶装水，一闻到井水味就咳嗽，这谁负责？

访谈者：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污染修复，还是责任追究？

张阿姨（沉默了几秒）：都要！不追责，以后还有别的厂子学样；不修复，我们这代人遭殃，下一代还遭殃。我听说国家有土壤污染防治法，那法律是不是写着污染者付费？可现在污染者没了，谁来付？总不能让我们这些受害者自己掏钱吧？我们只是想过个安生日子，就这么难吗？

访谈者评论

三位嘉宾的视角像三面镜子，照出了企业注销后环保问题的全貌：李教授从政策层面揭示了责任真空的制度根源，王工用一线案例展现了利益驱动下的监管失灵，张阿姨则以普通人的愤怒与无奈，追问着环保正义的落点。访谈中，环保三同时排污许可土壤修复等关键词不再是冰冷的术语，而是与具体的人、事、命运紧密相连。

最触动我的是张阿姨那句我们只是想过个安生日子。环保从来不是抽象的政策执行，而是关乎每个普通人的呼吸、饮水与健康。当企业注销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当监管在GDP与环保间摇摆，最终买单的永远是弱势群体。

访谈总结思考

企业注销或吊销生产许可证后的环保问题，本质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在特定节点的爆发。从三位嘉宾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三个核心矛盾：

一是政策与执行的矛盾。尽管谁污染谁治理环境责任终身制等原则已写入法律，但缺乏可操作的细则（如注销前环保核查标准、责任主体追溯机制），导致政策悬在空中。

二是短期利益与长期风险的矛盾。企业为降低注销成本，选择牺牲环境；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政绩，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将长期环境风险转嫁给社会和未来。

三是监管能力与治理需求的矛盾。环保部门人手、技术有限，难以覆盖所有注销企业，而第三方治理公众参与等补充机制尚未成熟，导致监管出现真空带。

未来解决这一问题，需从三方面发力：制度上，建立环保一票否决的注销机制，要求企业完成污染排查、修复并缴纳环保保证金后方可注销；执行上，强化跨部门联动（市场监管、环保、自然资源等），实现信息共享、联合惩戒；理念上，将环境权益纳入民生保障体系，让公众从受害者变为监督者。

正如李教授所言：环保不是发展的‘附加题’，而是‘必答题’。企业注销不是责任的‘终点’，而是环境治理的‘起点’。唯有将环保责任嵌入企业全生命周期，才能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