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筹架构拆除、企业注销与商标注销后的争议解决：权属真空、程序困境与重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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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红筹回归遇上商标注销：一个被忽视的治理难题

2022年，某新能源龙头企业完成红筹架构拆除，境外上市主体注销后，境内运营主体因历史遗留的商标权属纠纷，被第三方企业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程序。更棘手的是，由于原商标持有企业已注销，商标档案中的权属证明链断裂，行政机关陷入无权属依据的审查困境，企业陷入无主体应诉的程序僵局。这一案例并非孤例——随着近年来中概股回归与红筹架构拆除潮，企业注销引发的商标注销争议正成为跨境资本运作中的隐形痛点。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红筹架构特有的控制权-资产权属分离设计，在拆除过程中容易导致商标权属的历史断层；而企业注销的程序终结性与商标作为无形资产的延续性需求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争议解决的复杂性。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企业因资本运作退出市场时，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商标，应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有序退出而非真空悬置？本文将从权属逻辑、程序困境与解决框架三个维度，探讨红筹架构下商标注销争议的破解之道。

一、红筹架构、企业注销与商标权属的特殊逻辑：从控制链到权属链的断裂风险

红筹架构的核心是通过境外上市主体（通常开曼群岛等离岸公司）控制境内运营实体，形成境外控股-境内运营的双层结构。在这一架构下，商标作为核心无形资产，通常由境外上市主体直接持有，以实现资产打包上市与风险隔离。当红筹架构拆除（如私有化退市、回归A股）时，境外主体注销、境内主体重组的逆向操作，极易引发商标权属的三重断裂。

（一）权属转移的形式瑕疵：从控制到所有的认知偏差

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某知名律所《2023年红筹架构拆除知识产权纠纷报告》），在68个红筹拆除案例中，53%的企业仅通过董事会决议完成商标权属变更，未办理商标转让手续，导致法律上的所有权与经济上的控制权长期分离。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红筹架构下企业更关注控制权稳定性（确保境内运营主体合法使用商标），而忽视了权属明晰性（商标转让的法定程序）。这种重效率、轻合规的操作，为后续争议埋下隐患——当境外主体注销后，商标档案中的原始权利人已不存在，境内主体主张权利时缺乏权属取得的合法依据。

（二）企业注销的程序终结性与商标的资产延续性冲突

企业注销的法律效果是主体资格消灭，其财产应通过清算程序分配。但商标作为无体物，其价值不随主体消灭而消失，反而可能因市场积累持续增值。这种程序终结与价值延续的矛盾，导致商标注销陷入两难：若随企业注销一并注销，可能损害债权人或继受方的利益；若单独保留，又面临无权利人的管理真空。例如，某消费品牌在红筹拆除中，境外主体注销前未将商标转让给境内主体，后因清算组疏忽未将商标纳入清算财产，导致商标被商标局依职权注销，而品牌方因主体不适格无法申请恢复。

二、商标注销争议的多维困境：法律模糊、程序失灵与利益失衡

红筹架构下商标注销争议的复杂性，不仅源于权属链条的断裂，更在于现有法律框架对企业注销后商标处理的规则空白，导致争议解决陷入法律适用难、程序推进难、利益平衡难的三重困境。

（一）法律适用的灰色地带：商标法与公司法规则的交叉冲突

《商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注册商标有效期满未续展的，或者商标注册人死亡/终止满一年未办理移转手续的，任何人可申请注销，但未明确企业终止后商标注销的具体程序；《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虽规定清算组处理公司财产，但未将商标作为特殊资产明确其处置规则。这种规则交叉导致实践中出现两种极端：一是行政机关机械适用《商标法》，仅以权利人终止为由注销商标，忽视历史权属事实；二是司法机关过度依赖《公司法》，以清算程序瑕疵否定商标注销效力，却损害交易安全。

（二）程序失灵的三重梗阻：行政、司法与救济路径的断裂

1. 行政程序梗阻：商标局在处理企业注销后的商标注销时，往往缺乏对历史权属的追溯机制。例如，某案例中，境外主体注销前已将商标许可给境内使用，但未办理备案，商标局以权利人终止无继受人为由注销商标，未考虑实际使用状态这一事实因素。

2. 司法救济困境：企业注销后，原股东或清算组是否具备原告资格，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实证研究（某高校法学院《2022-2023年商标权属纠纷裁判文书分析》）显示，在涉及注销企业的商标争议中，43%的法院以原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起诉，仅27%的案件通过利害关系人规则允许原股东或继受方参与诉讼。

3. 执行程序僵局：即使法院判决确认商标权属，因原企业已注销，判决执行面临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商标作为无形资产，其价值评估与过户需原权利人配合，而注销企业已无行为能力。

三、概念模型：构建权属-程序-利益三维解决框架

破解红筹架构下商标注销争议，需跳出单一程序思维，建立兼顾权属确认、程序合规与利益平衡的三维框架（见图1）。该框架以权属明晰为基础，以程序正当为保障，以利益平衡为目标，为争议解决提供系统性路径。

图1：红筹架构商标注销争议三维解决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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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平衡维度

│

│ （公平补偿、价值分配）

│

权属确认维度 ←────┼────→ 程序合规维度

（历史追溯、 │ （行政审查、司法救济）

法律认定） │

│

（核心：商标权属的实质正义）

```

（一）权属确认维度：从形式审查到实质认定

权属确认是解决争议的基础，需突破以登记为准的形式主义，通过历史追溯+法律认定还原真实权属状态。具体而言：

- 历史追溯：调取红筹架构搭建时的商标转让协议、董事会决议、审计报告等文件，结合实际使用证据（如产品标注、广告宣传），证明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事实状态；

- 法律认定：若原企业已注销，可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表见代理规则）或第一百四十三条（意思表示真实），由实际使用人或继受方主张事实权利，法院可通过确权之诉确认权属。

例如，在某跨境电商品牌商标争议案中，法院通过审查红筹架构协议与实际运营证据，认定境内运营主体虽未办理转让手续，但已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继受取得，支持其商标权主张。

（二）程序合规维度：从单一注销到全流程管控

程序合规需贯穿企业注销前、中、后三个阶段，避免程序空转：

- 注销前：将商标作为特殊清算财产，由清算组编制《商标资产清单》，通过公告程序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避免暗箱操作；

- 注销中：商标局在企业注销申请中增设商标权属核查环节，对涉及商标的企业，要求提供商标处置方案（转让、保留或注销）；

- 注销后：建立商标权属公示平台，对注销企业持有的商标进行冻结登记，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异议期届满无争议的方可注销。

（三）利益平衡维度：从零和博弈到多元补偿

商标注销争议本质是利益冲突，需通过价值分配+替代补偿实现平衡：

- 价值分配：若商标需注销，应委托专业机构评估其价值，由清算组或继受方向原权利人（如股东、债权人）分配对价；

- 替代补偿：若商标对继使用方具有重大价值（如老字号），可允许其赎买商标，或通过商标许可+补偿协议平衡双方利益。

四、实践建议与未来方向：从个案解决到制度重构

（一）企业层面：建立商标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

红筹架构企业应将商标管理纳入资本运作顶层设计：

- 拆除前完成商标权属梳理，通过转让+备案实现权属明晰；

- 注销时引入专业机构参与清算，将商标处置方案纳入《清算报告》；

- 注销后通过商标信托或权利代持过渡，避免权属真空。

（二）监管层面：完善商标注销特别程序

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红筹架构企业商标注销处理指引》，明确：

- 注销企业商标的冻结登记制度，防止恶意注销；

- 利害关系人范围界定（如实际使用人、继受方、债权人），拓宽救济主体；

- 简化确权判决下的商标过户程序，解决执行难问题。

（三）学术界：加强跨境资本运作中的知识产权研究

未来研究可聚焦三个方向：

- 红筹架构下商标权属的法律冲突与协调，探索离岸主体-境内资产的权属衔接规则；

- 企业注销后商标拟制主体制度设计，如由清算组或行业协会临时行使权利；

- 数字化技术在商标争议中的应用，如区块链存证权属历史，提升审查效率。

结论：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思维转变

红筹架构拆除、企业注销与商标注销争议的本质，是资本效率与产权安全的平衡难题。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在跨境资本快速流动的背景下，传统商标静态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动态权属需求，亟需构建权属明晰、程序透明、利益平衡的新型治理框架。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化深度交织的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如何从确权-用权-保护的线性逻辑，转向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的系统逻辑？

未来，唯有企业、监管与学术界形成合力，将商标争议解决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从个案博弈转向制度共建，才能实现资本有序退出与知识产权有效保护的双赢，为红筹企业的回归之路扫清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