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家上海公司的股东因下落不明而无法参与清算，进而导致公司进入注销程序时，那些尚未履行的合同究竟该何去何从？难道仅仅因为工商登记簿上的死亡，合同相对方的期待权就应当随之消散吗？在商事交易日益频繁的上海，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实务界，更折射出公司注销制度、合同履行规则与交易安全之间的深层张力。本文将从法律逻辑、实务困境与价值平衡三个维度，探讨股东失联导致公司注销时，合同履行是否需要工商变更这一核心命题，并试图在效率与公平、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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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逻辑的起点：公司注销的死亡宣告与合同履行的生命延续

公司注销，在法律意义上被视为法人人格的绝对消灭。根据《公司法》第188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公告公司终止。这一程序如同为公司签发死亡证明，其直接法律后果是：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彻底丧失，不再享有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那么，基于公司主体资格而存在的合同，是否应当随着公司的死亡而自动终止？

从形式逻辑上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自愿达成的合意，其履行以合同主体的存续为前提。若公司已注销，合同主体之一归于消灭，合同目的自然无法实现，理应终止。这一结论在股东失联的特殊场景下却显得苍白无力——当股东因下落不明导致清算程序无法正常进行（如无法成立清算组、无法清理债权债务），公司注销往往伴随着程序瑕疵，甚至可能构成恶意注销。若简单以主体消灭为由否定合同履行的可能性，不仅会损害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更会纵容股东通过失联+注销的方式逃废债务，严重破坏市场信用体系。

那么，工商变更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工商登记是对公司外部信息的公示，具有公信力。在公司注销前，若涉及合同主体的变更（如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确实需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以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在股东失联导致注销的情况下，问题恰恰在于：由于清算程序受阻，合同主体是否变更、如何变更，往往处于不确定状态。工商变更既非合同履行的前置程序，也非必然结果，而是一个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权衡的变量。

二、实务困境的具象化：股东失联、程序瑕疵与合同履行的三重博弈

在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市场主体数量庞大，股东失联导致的僵尸企业注销并非个例。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发布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报告》显示，2022年上海市企业简易注销申请量中，因股东失联导致清算组无法成立的比例达12.3%，而通过强制清算程序注销的企业中，85%存在不同程度的股东不配合情形。这一数据背后，是合同履行与工商变更之间的复杂博弈。

（一）股东失联：清算程序的死结与合同履行的断链

股东失联，本质上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失灵。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股东在公司解散后未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在股东失联的情况下，债权人既无法通过股东追责，也无法推动清算程序正常进行。若公司仍被注销，合同相对方（尤其是债权人）将陷入求偿无门的困境——公司已注销，股东又失联，合同权利义务如同断线的风筝，无处安放。

例如，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5民初某号案件中，某贸易公司股东因涉嫌刑事犯罪潜逃，公司未经清算即被注销。后合同相对方发现，该公司尚有一笔价值500万元的货物未交付，遂起诉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法院最终以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为由，判令股东在损失范围内承担责任。但这一判决并未解决合同履行的核心问题：货物能否交付？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公司主体已灭失，合同履行失去了载体。

（二）工商变更：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

在股东失联导致注销的情况下，工商变更是否必要，取决于对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取舍。从形式正义看，公司注销后主体资格消灭，合同履行已无主体，工商变更自然无从谈起；从实质正义看，若合同相对方无过错，且合同履行具有可能性（如合同标的物尚未灭失、第三方愿意承接），强行终止合同将有违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民再某号判决中指出：公司注销后，原公司债权债务由清算组或股东概括承受，但若因股东失联导致清算程序未合法进行，债权人可依据《民法典》第535条代位行使权利，要求实际权利人履行合同。这一判决隐含了一个前提：合同履行不必然以工商变更为前提，但必须有实际权利人承接合同义务。在股东失联的情况下，实际权利人是谁？是清算组（若成立）、剩余财产股东（若找到），还是第三方？若存在多个实际权利人，合同履行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均非工商变更所能解决。

（三）数据与观点的碰撞：理论分歧与实务分歧

关于股东失联注销后合同履行是否需要工商变更，学界与实务界存在明显分歧。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在《公司法学》（2023年版）中认为：工商变更登记是合同主体变更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在股东失联导致注销的情况下，若合同双方达成合意，由第三方承接合同权利义务，即使未办理工商变更，只要不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合同仍可有效履行。而上海市法学会商法研究会2023年发布的《公司注销纠纷审判指引》则强调：公司注销前，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必须通过清算程序处理，未清算即注销的，合同相对方可主张股东承担清偿责任，但不得要求‘恢复合同履行’——因为公司主体已消灭，‘恢复履行’缺乏法律基础。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本质上是合同自由与交易安全的博弈。前者更注重保护合同相对方的期待利益，允许通过意思自治突破形式限制；后者则更强调工商登记的公信力，认为主体消灭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从上海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后一种观点似乎占据主流——在2023年上海法院审结的127件涉及股东失联注销的合同纠纷中，89%的案件驳回了合同相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理由均为公司主体已消灭，合同履行不能。

三、个人立场的演变：从程序优先到实质平衡的思维跃迁

在研究这一问题的初期，笔者倾向于程序优先立场：公司注销必须严格遵循清算程序，股东失联不能成为规避清算的借口；一旦公司完成注销登记，合同主体即告消灭，合同履行自然终止，工商变更亦无必要——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立场看似符合法律规定，却在实务中暴露出明显缺陷：它将程序正义绝对化，却忽视了实质正义的缺失。

例如，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3）沪0106民初某号案件中，某科技公司股东失联后，公司通过公告清算的方式简易注销。后合同相对方发现，该公司尚有一项专利技术未交付，而该技术对合同相对方的生产经营至关重要。若严格按照程序优先立场，合同相对方只能要求股东赔偿损失，却无法获得继续履行的救济——这显然有违公平原则。

带着这一困惑，笔者重新审视了《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该条并未将主体存续作为合同履行的前提，而是强调全面履行。那么，在公司股东失联导致注销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债务加入合同转让等方式，使合同得以继续履行？工商变更是否成为必要？

经过进一步研究，笔者的立场逐渐转向实质平衡：在股东失联导致注销的情况下，合同履行是否需要工商变更，取决于合同能否继续履行与交易安全能否保障两个核心要素。若合同标的物为特定物（如不动产、专利技术），且第三方愿意承接合同权利义务，此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如将合同主体变更为第三方）有助于明确权利义务，保障交易安全，应予支持；若合同标的物为种类物，或履行已无可能（如标的物毁损、债务履行期限已过），则应通过清算程序或股东责任解决，无需强求工商变更。

这一立场的转变，源于对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的深刻理解——法律条文是抽象的，但案件是具体的。在股东失联注销这一特殊场景下，机械适用主体消灭规则，只会导致合法但不合理的后果；唯有兼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才能实现个案正义。

四、破解路径的探索：在制度缝隙中寻找第三条道路

股东失联导致的公司注销，本质上是公司治理失灵与市场信用失范的叠加。要解决合同履行与工商变更的困境，不能仅依赖单一制度，而应构建预防-救济-惩戒三位一体的解决路径。

（一）预防：完善股东失联下的清算程序启动机制

根据《公司法》第183条，公司解散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在实践中，债权人往往因举证难（难以证明股东失联）、成本高（诉讼时间长、费用高）而放弃申请。对此，可借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年试点的强制清算绿色通道：对涉及股东失联的清算案件，实行立案优先、审理提速、执行联动，由法院依职权启动股东下落不明的调查程序，并指定清算组（由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组成）接管公司财产，确保清算程序正常进行。从源头上避免未清算即注销的情形，减少合同履行的后续纠纷。

（二）救济：明确合同概括承受与工商变更的衔接规则

在股东失联导致公司注销后，若存在第三方愿意承接合同权利义务，应允许通过合同概括承受的方式实现合同履行。工商变更登记并非生效要件，但为保障交易安全，应要求第三方在合同签订后30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如将公司名称、股东信息等变更为第三方）。若第三方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合同在承接双方之间仍可有效履行。这一规则既尊重了合同自由，又维护了工商登记的公信力，为合同履行提供了第三条道路。

（三）惩戒：强化股东失联的信用惩戒与刑事责任

股东失联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逃废债的恶意。对此，应强化信用惩戒：将股东失联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限制其担任其他公司高管、参与招投标等活动；对通过失联+注销方式恶意逃避债务的股东，可依据《刑法》第162条之一妨害清算罪追究刑事责任。只有提高失联成本，才能倒逼股东积极履行清算义务，从源头上减少合同履行的困境。

五、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守护商事信用

上海公司股东失联注销背景下的合同履行问题，看似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实则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它考验着立法者的智慧、司法者的良知与市场参与者的诚信。在追求注销效率的我们不能忽视合同公平；在维护形式正义的我们不能罔顾实质正义。

工商变更，作为商事登记的重要环节，其价值在于公示而非限制。在股东失联导致注销的情况下，合同履行是否需要工商变更，不应成为僵化的教条，而应成为灵活的工具——当它能保障交易安全时，应积极适用；当它阻碍实质正义时，应适时突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在制度缝隙中守护商事信用的底线。

毕竟，市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交易的效率，更在于交易的公平；而法律的意义，不仅在于规则的明确，更在于正义的实现。当股东失联的阴霾笼罩公司注销之路时，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冰冷的法条，更是温暖的人文关怀与坚定的价值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