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简易注销的办事指南，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桌角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旁边是摊开的《小微企业注销操作手册》，还有一叠小李——我去年帮过的一个便利店老板——留下的材料。他当时为了注销这家开了三年的小店，跑了三趟市场监管局，两趟税务局，折腾了两个月，最后还是因为清算报告格式不对被打了回来。直到后来听说有简易注销承诺制，他才松了口气，可结果呢？还是被要求补了五份材料，花了半个月才办完。<

>

承诺制，承诺制……我低声重复着这三个字，想起小李临走时的话：你说这承诺书到底管用吗？签个字就能注销，那要是欠着别人的钱怎么办？当时我没答上来，只是觉得简易总归是好事。可现在，看着办事指南上密密麻麻的文件清单，我突然开始怀疑：我们追求的简易，是不是只是把复杂的程序藏在了承诺两个字背后？

一、从登报公告到一纸承诺：被简化的流程与未被简化的焦虑

传统注销有多麻烦，每个做过小微企业财税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记得我刚入行时，带教老师说过：注销一个公司，比开一个公司还难。那时候，小微企业注销必须经过清算组备案——登报公告（45天）——税务清算——工商注销一套流程，光是登报费用就要几百块，公告期45天内，任何债权人异议都能让流程中断。更麻烦的是清算报告，很多小微企业主根本不懂什么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只能找中介代写，一份报告动辄上千，还不一定能通过审核。

小李的便利店就是典型。他关店时，库存清完了，员工遣散了，就剩营业执照和税务没处理。我帮他算过账：登报45天，期间他每天都要问税务局有没有新问题；清算报告找了中介，改了三版才合格；最后去工商局，工作人员说股东会决议签字不对，又跑回去重签。两个月下来，他不仅没赚到钱，倒贴了三千多块手续费，最后感慨道：早知道这么麻烦，当初不如直接放着，当‘僵尸企业’算了。

僵尸企业这个词，我在《中国小微企业生存报告》里见过数据：截至2020年，全国小微企业存量超过1亿家，其中约30%因注销成本过高选择失联，长期未经营却未注销，占用了大量市场资源。传统注销流程看似严谨，实则把大量小微企业挡在了退出的门外，反而成了监管的盲区。

直到2017年，简易注销承诺制开始试点，2020年全面推行，核心就八个字：容缺受理，信用承诺。按照最初的设想，企业只需要提交《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和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示20天（后调整为45天）无人异议，就能直接注销。不用登报，不用清算报告，甚至不用税务注销证明（仅限未开业或无债权债务的企业）。我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及时雨——小微企业主终于不用再为注销跑断腿了。

可小李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这简易，是不是只是文件上的减少？

二、承诺书的附加条款：当一纸承诺遇上隐性门槛

去年春天，小李拿着营业执照来找我，说想试试简易注销。我翻出最新的办事指南，果然，文件清单很简单：1. 营业执照正副本；2. 全体投资人承诺书（需全体投资人签字盖章）；3. 公示系统截图。我告诉他：这次应该能成，比以前简单多了。

可三天后，小李给我打电话，语气里带着挫败：市场监管局的人说，我的承诺书没问题，但得补一份‘近三年无涉税违法证明’，还要提供‘员工社保无欠缴证明’，甚至‘场地使用证明’（虽然店铺已经退租了）。我说我不是都承诺‘无债权债务、无未结诉讼’了吗？人家说，‘承诺是承诺，但我们得审核真实性’。

我当时就懵了。办事指南上明明没写这些附加材料，为什么现场又要？后来我托朋友在市场监管局工作的同事打听，才明白：基层工作人员对承诺制的信任度并不高，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就有风险的企业——比如小李的便利店，虽然规模小，但涉及过税务申报（哪怕只是零申报），也招过员工，万一有隐性债务或社保欠缴，注销后债权人找上门，责任算谁的？

我们也是怕担责啊。同事苦笑着说，上面要求简化流程，下面出了问题就要追责。不如多让企业准备点材料，至少‘形式上’没问题。

我突然想起《监管的艺术》里的一句话：好的监管不是堵住漏洞，而是让漏洞自动闭合。可现实是，当承诺成了唯一的担保，监管者反而更焦虑——毕竟，承诺书不是欠条，没有法律强制力，企业主签了字，拍拍屁股走人，债权人怎么办？

我曾一度认为，简化流程就是减少文件，把形式审核做到极致，就能让小微企业轻松退出。但现在我开始怀疑：减少文件是否等于降低风险？当监管者因为怕担责而要求隐性材料时，我们追求的简易，是不是只是把企业的负担从显性成本转嫁到了隐性成本上？

小李最后还是花了半个月，跑了税务局开无涉税违法证明，去社保局打无欠缴证明，又找了房东要了一份场地使用证明。拿到这些材料时，他苦笑着说：我以为承诺制能省事，结果该跑的部门一个没少，该花的钱一分没少，还多签了一份承诺书——这承诺，到底是我承诺给市场监管局的，还是市场监管局承诺给我的？

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

三、行业潜规则：中介、信息差与承诺制的变形记

在财税行业待久了，我发现一个现象：任何简化政策落地，都会催生一批中介生意。简易注销也不例外。

我认识一个做工商注册的中介老王，他最近朋友圈的文案全是简易注销承诺制，三天搞定，全程代办，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可私下聊天时，他却说：其实哪有那么简单？现在企业找我们办简易注销，我们都会‘建议’他们提前准备三样东西：清税证明（哪怕承诺制不需要）、清算报告（哪怕指南上没要求）、债权人同意书（哪怕公示期没人异议）。为什么？因为基层局的人‘吃这套’，你准备了，他们审核就快，不准备，就给你挑刺。

这背后，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小微企业主大多不懂政策，他们看办事指南，也只看需要什么文件，却不知道现场可能要什么。而中介，恰恰利用了这种信息差，把隐性材料包装成增值服务，从中牟利。小李当时就是被老王建议买了简易注销套餐，花了800块，结果还是被要求补材料——因为老王漏掉了社保无欠缴证明这一项。

更讽刺的是，有些中介甚至教企业主怎么写承诺书。比如债权债务那一栏，如果企业确实有欠款，中介会建议模糊处理，写无重大债权债务——毕竟，重大两个字，全凭解释。我曾在某财税论坛上看到一篇帖子，标题是《承诺书避坑指南》，里面详细教企业主如何合规地隐藏债务，比如把供应商写成‘关联方’，‘债务’写成‘预付款’。

看到这些，我突然感到一阵后怕。承诺制的初衷是信用约束，让企业主为自己的承诺负责。可当承诺成了可以操作的工具，当中介把信用变成生意，我们追求的市场自律，是不是只是一句空话？

我曾天真地以为，只要政策足够透明，只要办事指南足够详细，小微企业主就能自己搞定注销。但现在我逐渐意识到：政策的文本简化不等于执行简化，当基层监管者缺乏信任、中介利用信息差、企业主缺乏法律意识时，一纸承诺书，反而成了新的灰色地带。

四、未解的困惑：承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最近重读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市场交易的成本，不仅包括金钱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甚至心理成本。简易注销承诺制，本意是降低金钱成本，但如果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没有减少，甚至增加了，那它的意义何在？

我想起另一个案例：一个做电商的小微企业，因为平台店铺被封，想注销公司。按照承诺制，他只需要提交承诺书和营业执照，可市场监管局要求他提供平台关闭证明无未结订单证明，甚至银行账户流水（证明无未结款项）。他跑了平台方，平台说证明需要走流程，至少一周；跑了银行，银行说流水打印需要本人到场。折腾了一个月，他放弃了，选择把公司放着——这，不正是传统注销想要解决的僵尸企业问题吗？

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简易注销承诺制的核心矛盾，在于效率与风险的平衡，以及信任与责任的博弈。当前制度下，文件清单看似瘦身，但隐性文件的存在，让简易打了折扣；承诺书看似万能，但缺乏有效的惩戒机制，让承诺失去了约束力。

那么，出路在哪里？我想，或许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真正瘦身文件清单。除了营业执照和承诺书，其他材料（如清税证明、社保证明）应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自动核验，不再要求企业提交。比如，税务系统可以实时推送企业清税状态，人社系统可以推送社保缴纳情况，企业只需在承诺书中确认，系统自动比对，这样既减少了企业跑腿，也降低了监管者的审核压力。

第二，建立承诺-惩戒联动机制。虚假承诺不能只停留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应联合多部门实施信用惩戒：限制其担任其他企业高管、限制高消费、限制贷款，甚至追究法律责任。只有让失信成本高于逃债收益，企业主才会真正重视承诺的分量。

第三，加强基层监管者的容错机制。既然推行承诺制，就要相信信用约束的力量，不能因为怕担责而随意增加隐性材料。可以建立首违不罚容缺受理等制度，对形式上符合承诺、但材料有瑕疵的企业，先予以受理，后续通过数据共享补充核验，而不是直接打回。

这些想法都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现实中，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基层监管者的惯性思维、企业主的信用意识，都是需要时间解决的问题。比如，数据共享需要打破信息孤岛，这涉及到技术、制度、利益的多重博弈；基层监管者的容错，需要上级部门的明确支持和责任界定；企业主的信用意识，则需要长期的宣传和教育。

我常常想，简易注销承诺制，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小微企业退出难的困境，也照出了监管转型的阵痛。它试图用信用替代审批，用承诺替代证明，这本是市场经济的进步方向。但任何制度的落地，都需要配套的土壤——当土壤还不够肥沃时，我们或许不能急于求成，但至少可以朝着更透明、更信任、更高效的方向，一步步去调整。

就像小李最后说的：其实我不怕麻烦，就怕不知道要麻烦什么。如果规则是清楚的，哪怕文件多一点，我也认。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小微企业主的心声。

夜深了，我关掉电脑，看着窗外的路灯，突然想起一个未解的困惑：当所有的企业都能轻松退出时，市场的新陈代谢才能真正激活吗？而承诺的重量，又该如何用制度去衡量？

这些问题，或许没有答案。但至少，我们还在思考。这，或许就是进步的开始。